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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7-13 | News by: 法治日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离婚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案情简介
申请人余某与被申请人周某强制执行案件中，法院未发现周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后余某发现，周某父母协议离婚时约定“一切财产（含周某母亲名下一套房产）归儿子周某所有”。因房产仍登记在周某母亲名下，现余某作为周某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周某对案涉房产享有100%的份额。
意见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关于周某父母离婚协议中“一切财产归儿子周某所有”约定条款的性质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该条款应为“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故周某无权主张将案涉房产登记至自己名下。也因此，余某作为周某的债权人，无权代位请求确认周某对案涉房产的所有权。
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协议中给予子女财产的约定，自始便以子女取得特定财产为目的，属于典型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范畴，在案涉房产未过户情况下，周某享有将房产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债权请求权。因此，余某有权代位请求确认周某对案涉房产的所有权。
案件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一、“财产归子女所有”条款的性质认定
离婚协议“财产归子女所有”条款是书面协议相当重要的部分，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产归属于子女，实际上是为子女设定权利，同时为夫妻双方设定义务，构成了一种被动赋予利益的合同架构，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属于第三人利益合同①。
首先，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就婚姻状况、财产分配及子女抚养等核心问题所达成的基础性协议。鉴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共同财产并不具备完全的处分权，双方共同承诺将财产转予子女，从而形成了相互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
其次，夫妻双方共同表达出向子女赋予财产的意愿，从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看，是夫妻基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统筹安排，另外还包括了情感补偿、子女抚养等因素的考虑，将财产转予子女的情形合乎人情，实际上为子女创设了权利。
再次，承诺转予财产的夫妻一方，需严格依照离婚协议的约定，向子女履行相应的义务。该约定具有身份关系性质，附随于离婚行为②。只要婚姻关系解除，附随协议生效，夫妻双方便受到该允诺的约束，父母应自觉履行约定。
离婚协议“财产归子女所有”条款，既包含身份关系又涉及财产关系，属于一种混合性协议。将此类条款定性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不仅能更好地阐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能更准确地反映夫妻双方作出此约定的真实意图，与离婚协议中将财产赋予子女的初衷相契合，有助于依法保护子女的权益。
二、“财产归子女所有”条款下的子女请求权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立法态度，关于第三人是否享有直接的履行请求权一直存有争议。实际上，大多数夫妻离婚协议确实不存在直接约定赋予子女享有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区分“经由被指令人而为给付”③还是“第三人利益合同”④具有一定难度。因此，在缺乏明确约定是否赋予第三人请求权于子女之际，需深入剖析个案情境，综合衡量合同的本质属性、缔结初衷以及生活惯例等要素。
对于夫妻间订立的协议，即便未直接言明子女请求权之赋予，亦应合理推断存在此意图。
首先，该条款设计的核心目的即为保障子女财产权益的获取，且夫妻双方展现出的向子女转让财产权利的明确意向，逻辑上应进一步认可其隐含的意图，即赋予子女在权益受损时主动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
其次，从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出发，父母与子女间存在深厚且独特的身份纽带，基于此种情感与责任考量，更倾向于认为父母愿意直接赋予子女请求权，以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
再次，从保护未成年人及弱势群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赋予子女直接请求权不仅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也是法律对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的一种积极回应。
实然，在中国台湾(专题)地区及德国等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都是开放型立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只要合同为第三人创设了权利，该第三人就自然享有独立的请求权。基于利他合同的法律原理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即便在无“法律规定”或明确约定的情形下，作为离婚协议利益第三方的子女，仍可直接主张父母向其履行义务，通过诉讼行使履行请求权。-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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