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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7-15 | News by: 海边的西塞罗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从狂怒中冷静下来的任某觉得自己背上如此命案的原因全赖邻居高某，于是又自作聪明的选择恶人先告状，试图嫁祸给邻居。
所以这是一起说来也不算太复杂的杀妻案。但对于它，其实有多种讲述方式。
如果按照传统中国沿袭千年的三纲五常叙事体系去讲述。那么是一个“不守妇道”的淫妇妻子与人私奔不成，回来又羞辱她的丈夫，最后被其丈夫效法宋江“坐楼杀惜”的故事。事实上，盐城县令黄六鸿还真就是这么判的。虽然大清律的原则是“杀人偿命”，但黄县令以王氏不守妇道，丈夫任某冲动杀人，任家又只有任某这一个独子、必须延续香火唯由，居然让任某免于了死刑。反而是王氏本人被按照“罪妇”的名义收敛，那个被诬告的高某还被命令支付了下葬王氏的十两银子——因为县令担心这样一个“荡妇”惨死的魂魄如果不被安葬可能会骚扰活人。
而如果按照现代人文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讲述，那么谴责杀妻的丈夫任某又似乎是一个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叙事。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丈夫，把王氏“买”到自己赤贫的家中，让她和自己一起过苦日子在前。妻子出逃之后，不堪邻里嘲笑，将她强行领回家中在后。最终又因为妻子继续挑战自己的夫权将其杀死。可谓是罪大恶极，活脱脱一副封建时代无能且暴虐的底层渣男形象。
但有意思的是，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也没有完全按照后一种思维去简单将之归为男女权矛盾。史景迁在这本书中把视角拉的更开，为了分析故事中的每个人物为什么会作出各自的选择，他全景的还原了康熙年间郯城当地的生活状态。
在史景迁的还原中，在“康乾盛世”的荣光下，郯城当地的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和辛苦。他们不仅要承受繁重的土地税，还要承担招待过路官员及其随员的花费以及道路维修等名目繁多的劳役。此外，郯城还频发地震、饥荒、白莲教起事、叛乱、盗贼、蝗虫、河流泛滥、传染病等灾害……凡此种种，导致百姓生活更加艰难。
而在这种背景下，朝廷做了什么呢？虽然“圣祖仁皇帝”康熙爷号称体察民情，但清朝与任何古代帝制王朝一样，是一个掠夺型政府，从普通民众那里汲取而不是分配财富是朝廷的根本目的。所以朝廷下拨给郯城的赈灾款，往往仅以维持当地“不饿死人”为底线，就算这点款项，还要遭遇官僚们的层层盘剥。
所以像任某这样的底层男性，其实生活在一个日常被赤贫、劳役和官府的高压所三面逼迫的“紧平衡”状态当中。而深知这一点的朝廷为了给这些底层人群一个压力的排泄口，赋予了他们一个经皇权改造后的儒家传统叙事中每个男人都有的绝对权威——“夫权”。
换而言之，压迫和命令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绝对服从，是任某这样的男性在当时那个社会中所能获得的唯一尊严和肯定。
而你可以想见，当任某的这个“唯一尊严”也因为妻子王氏的私奔被剥夺时，他的愤怒几乎是无法遏制的。但任某依然试图达成妥协——妻子私奔后他并没有去寻找，在道观偶遇后，如果不是邻居高某出言讥讽，让其感觉到他最后的一点荣誉也被剥夺，可能他也不会把妻子带回家中。
但这一切最终都发生了，不仅如此，王氏在归家之后可能依然表现了对任某的不服从。于是最终这个人化身恶魔，把自己对生活的所有戾气与恶意发泄在了那个比他更加不幸的女人身上。
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每个人不过是一粒沙，我们都是被裹挟着前进。——说实话，这是我在看完了《王氏之死》之后最深的一种感触。
这个故事当中的每一个人，悲剧的王氏、杀人犯任某、嘴欠又倒霉的邻居高某、始乱终弃的情夫，甚至即“明察秋毫”又糊涂办案的黄县令，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像是提线木偶一般在某种催逼下做了自己要做的事。在史景迁的还原当中，你可以感觉到这些人物的个体张力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是极低，他们自己很少能决定什么。而那个几乎决定了一切的、提线的无形之手，其实背后的制度和文化。-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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