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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7-15 | News by: 金钟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网络照片）
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监的出版
在香港虽然更深地接触资料，了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内幕，但大饥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来的生意人王俊铭先生告诉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国统计年监》出版了，你可以找来看看。对数字绝不陌生的我，拿到这本满是数字的书，一下子便发现，他们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统计资料！因为以前的官方统计，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显然是将大饥荒四年的数据封锁起来，见不得人。现在这四年的人口等数据都有了。
虽然，并不理想，如一九六O年人口锐减一千万整，没有零头——这哪像统计资料嘛，但好过没有。我兴奋而不眠地在数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千五百三十万。后来，我又看到一套《中国人口》丛书（联合国资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册，不仅有数年人口数，还有死亡人口的“绝对数字”，我到处寻找，于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数据，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数，来估算四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得出二十四个省死于饥荒的总人数为二千零四十万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国三十五年专题中发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国三次大挫败》，其中主要论述是“大跃进”引致之大饥荒。文中提出饿死人数之估计，还以官方数据，驳斥大饥荒的自然灾害之说，从外贸资料指出大饥荒期间粮食出口太多，进口大减，是令饥民处于死亡线的原因之一。当然，公粮征收超过正常标准一倍，更是饥荒的主因。也驳斥了苏联撤援的说法。
邓小平内部批评牧夫文章
一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总编辑李怡叫我谈话，告诉我中大教授李南雄传话，有大陆学者来港打听牧夫是谁，邓小平点名批评牧夫《三次大挫败》一文（编注：牧夫为金钟在八十年代常用的笔名），指示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国内流传。李说，昨晚他又将我的文章详读一遍，觉得写得持平，没有情绪化，都是根据官方资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视？
接着，李怡召集编辑方苏一道商讨这件事。李说，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邓要维护党；方说，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说，不准别人说。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则表示，这篇文章份量不轻，有新观点，把批评具体化了，他们受不了。你可以笼统批评大跃进怎么错，但要具体批就不行。我还谈到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感受，说那么惨，提起来都会哭……我还表示，邓的批评显示杂志的影响力。
过两天，十四日，李怡请大家在合和中心饮茶。他笑着说，牧夫已是“邓小平级的人”，应该由我来请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据我当年日记摘录的部分细节。
中共领导人点名批评一名香港的评论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将披露邓的批评，但他没有做。我也没有“跟进”。
这件被老邓点名批评的事，经过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这样写出来并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实上，我的一点功夫比之后来几位学者的研究，是很肤浅和简约的（例如曹树基查过上千册县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过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结论没有大的问题。我没有忘记李卜克内西的一句话，他说，知识份子斗争的武器是论据。值得解读的是：
邓小平为什么要批评我的文章？
一、邓点名批评的真实性。我虽然没有专门去做证实，但估计是可信的。根据是，当时《九十年代》这个刊物和北京当局的关系，不是香港一般媒体可以相比。虽然，该刊在八O年之后，言论方向已向右转，但组织关系如何，是外人很难明白的。该刊七O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中共统战海外青年知识份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过今日《镜报》月刊。由于其七十年代追随文革的极左路线，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论向右转乃是不得不为的选择。但该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还维持着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内部联系，仍是一份有统战价值的中共高层重视的内参读物。而透过官方学者传话，并非小道消息。
二、邓为什么要批评牧夫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比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尤其是邓小平这号人，完全了解中共内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开地揭露其要害。具体说我的文章令老邓不安之处，不在于估算了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大小（我的估算明显偏低），而在于确凿地指出饿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们维持多年的谎言，将饿死这么多人的罪责完全归结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于虎。-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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