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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7-25 | News by: BBC中文网 | 有2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BBC中文无法独立查证有关说法，但受访的体育界人士都认为，这反映体育学门存在结构性问题，但体育署一直不肯面对。
“体育署隶属于教育部之下，但体育教育的现场，是最远离我们现在对于教育正常化的想像，整个体系只为了奖牌主义服务。”前足协副秘书长焦佳弘说。
台湾体育生制度可追溯至上世纪，与政治密不可分。1949年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败退来台，为了在国际上争取“中国”代表权，将体育视为重要外交工具，透过棒球、足球、篮球等竞技赛事与国际交流。
教育部1966年推动《各私立中等学校体育成绩优良学生升学办法》（俗称体保制度），培养选手“为国争光”。这套威权时代的体制延续逾半世纪，历经多次修订后在2011年纳入《国民体育法》，从国小（小学）五年级就有体育班。
“体育班的脉络，就是国家引领体育，体育民族主义（sport nationalism）。”陈子轩教授对BBC中文说。
他指出表示，台湾解严已久，但体育班制度未变，因为许多中低社经条件的家庭仍希望以运动脱贫，但体育生长年累月投入训练和比赛，接触的都是同一圈子的人，而教练往往扮演父母角色，环境高度封闭。
“他们不了解外面世界的真实面貌，这次台师大的简奇升是以交换生身份出国，才发现别人都不用做实验，才惊觉一直以来的抽血都有问题。”
抽血案的教练周台英本身也是这个体系的产物，她是七八十年代的菁英运动员，其领导风格也沿用传统的高压手法。丑闻曝光后，外界认为她的回应和道歉声明，都反映她意识不到自己在权力不对等下的压迫行为。
“她当年也是苦练出身，会觉得自己也是苦过来，甚至认为这是出人头地的方式，所谓的严厉的爱（tough love）——她不觉得有问题，才是问题所在。”陈子轩说。
在校内霸凌防制委员会调查报告中，周台英表示40几年来都在足球场上，对喜欢踢球的女生“小朋友们”尤其感动，因此当面临女足球员越来越少、一年才进来一个，“会想尽办法做什么尽量做”，包括研究实验。她反省道，二三十年前的带队方式“已经不大对了”，世代差距太大，如今学生“都是孙子辈了”，且教练与老师的角色常有矛盾。
前足协副秘书长焦佳弘表示，体育圈内都知道周台英“属于比较凶的”教练，但他强调问题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制度上体育生的人权长期未受尊重，尤其他们从小被剥夺正常学习机会，数据显示体育生国中（初中）会考成绩不及格的比例，是一般学生的六倍。
“进入这个系统后，求学几乎被彻底放弃，从国小国中开始就叫孩子不用读书、只要踢球，剥夺了他们正常学习和社会化的机会，从赋权（empowerment）角度来说这样对学生很不利。”
这也造成高度封闭和服从权威的氛围。台师大毕业的前藤球校队成员廖启信对BBC中文说，很多体育生为了就读体育班而跨学区，从小离家住宿，学校的管理强调纪律和团队，“好像在军队一样，打仗时没时间跟你解释原因，必须说跑就跑、说跳就跳，在比赛赛场上也是如此”。
他补充指，教练对于体育生而言是长辈、长者，权力关系非常明显，加上教练带队时常常要扮演“黑脸”角色，让运动员习惯比赛压力。“我们以前都不会反抗，不会问为什么，但这一代学生更有想法，更勇于表达。”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旗帜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陈子轩认为，抽血案丑闻是对体育界的警讯，台湾体育圈长期奉行“比赛成绩至上，不问手段如何”，扭转文化需要外部力量去推动，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多年来将菁英体育与升学体制绑在一起，造成权力结构与价值观的扭曲。
他指出，对比国际，欧洲的体育菁英多由俱乐部体系培养，学校体系则提供多元选择，学生即使不打球也能完成学业，但台湾人还是很相信学历，“其实能拿到奖牌，应该比拿到博士还了不起，但现行制度却要求运动员同时成为学术体系的一部分”。
今年9月，体育署将升格为“运动部”，许多民间团体与教育工作者希望藉此契机检讨过去体制之弊。焦佳弘表示，全盘废除体育班会影响很大，因为还没有其他配套，很多教练会失去工作，“但我们可以从国中就开始告诉学生，他们有什么权利，要如何保护自己”。
“教育要正常化，以前学生是大人夺牌的工具，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但2025年了，我们还要这样吗？”-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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