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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7-26 | News by: 中国新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中国人口基数大、疾病谱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医药产业不能总依赖进口或模仿来填补需求缺口。图/视觉中国
“不能只做跟随者”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仿制药便宜、实用，模仿（Me Too）药、快速跟进（Fast Follow）药也能解决不少问题。为何中国还要大力发展源头创新药？
朱迅：国内药品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仿制药，一定要保证价格低廉且质量过关，这是从10到100；第二类是在国际最新品种基础上小幅改进的药物，包括Me Too和Fast Follow药物，这是从1到10；还有一类是源头创新药，应满足当前未满足的临床需要，即从0到1。
仿制药是国内制药的基本盘，Me Too和Fast Follow药物是国内制药的加强盘。但中国医药产业如果只做仿制或小改，就只能“跟跑”。中国人口基数大、疾病谱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不能总依赖进口或模仿来填补需求缺口。比如，新冠疫情时期，国内主要使用的还只是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传统退烧药，真正有效的创新抗病毒药物就非常少。
另外，药物更新有其独特规律。一方面，药品专利到期后，药价骤降，企业难以在同一化合物上再次改进，获得高额回报；另一方面，药物长期使用后，会出现耐药问题，就需研究新品种。胃酸过多的治疗便是例证：从第一代的西咪替丁，到更安全的雷尼替丁，再到如今更有效的质子泵抑制剂，每一代药物都在疗效与安全性上实现了升级。抗生素领域也经历了类似“接力”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国内创新药投资和研发，为何会出现脱离临床真实需求的现象？
朱迅：不少企业选择研发方向时，更多考虑的是市场体量、投资人偏好和快速变现的可能性，而不是从临床一线的“痛点”出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当前，国内的科研基础和技术能力，还没发展到解决很多难题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利保护体系还不够健全，企业即使投入大量资源做出创新成果，也可能因价格机制或仿制竞争使得收益迅速被“稀释”。这些压力让很多企业不敢、不愿选择真正冷门但重要的领域，而是扎堆PD-1、肿瘤免疫等已被验证过、容易融资的方向。
肿瘤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做？除了临床需求巨大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因素：中国癌症患者家庭愿意倾其所有治疗，哪怕“死马当活马医”。相比之下，糖尿病、高血压、自身免疫等慢性病，患者很多时候对价格极为敏感，宁愿不治或者断断续续吃药。
国外对这类问题已有比较成熟的应对机制。比如“孤儿药”制度，不但允许这类药品享有更高定价权，还会提供税收减免、获得市场独占期等支持，甚至奖励“孤儿药”公司可市场流通的“审评优先券”。中国也需建立起一整套更有前瞻性的创新药支持政策，提供多维度支持。
“缺的是行业资本”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创新药的支付与定价困境，国家层面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
朱迅：中国目前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6％多，远低于合理水平（9％—10％）。
整体上看，创新药发展，需要“三个基本”和“一个助力”。“三个基本”包括建立科学、规范、稳定、透明的监管体系，加强创新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适当的创新药医保支付体系。“一个助力”，即资本市场的支持。
对于创新药的支付与定价困境，我有三点建议：一是探索国企分红定向投入。国有企业，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的，理论上是全民所有。除了纳税，其分红应更多回馈社会公共领域。能否规定从国企分红中划出一定比例，专门用于补充医疗保险基金？-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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