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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07-26 | News by: 中国新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二是大幅增加国家财政对创新药支付的资金投入。目前，国家医保一年投入创新药支付七八百亿元，我认为完全可以翻一番，达到1500亿左右。这对整个创新药行业将是“强心针”，能真正对行业产生影响力。
三是释放地方经济活力，有针对性地支持本土药企。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层面不愿多花钱，地方政府又被卡住了资金支持的路，结果就是夹在中间的企业得不到实质性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释放地方活力，具体如何操作？如何规避潜在风险？
朱迅：核心是国家层面松绑，对创新药销售给予一定比例的退税或财政补贴，允许并鼓励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省市，先进行突破性试点。具体方式可借鉴已成功的电动车补贴模式。例如，地方政府直接按本地药企创新药销售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补贴。
不过，这种做法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家医保局明令禁止地方政府设立自己的药品医保目录。我并非主张设地方医保目录，而是建议通过上述方式直接给创新药企补贴。这样做，能显着改善本地药企现金流。
这样做也可能带来风险，可能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但只要补贴标准基于公开透明的销售额，并辅以严格审计，可以有效控制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以来，大型国企频频出手收购国内医药企业，对此，你怎么看？今年6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将在科创板重启未盈利企业第五套上市标准。在医药领域，国内的资本市场现状如何？
朱迅：一些国资企业，如果有大量资金，可投资中国这十几年来在医药领域涌现出来的中小型创新型企业。像那些已在18A（即港交所的一个特殊通道，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融资）、科创板上市的公司，一家投入五亿，即便投资三五十家公司，加起来也就一百多亿元。在这些企业中成为重要股东，还能带动中国创新药企走出去。
在医药领域，我对香港(专题)市场的中长期前景并不乐观。许多18A公司上市后，股价持续低于发行价，融资规模也越来越小，业内戏称为“丐版IPO”。可很多公司还要去香港，因为不上市根本活不下去。生物科技公司不是有个股票代码、药品获批就算成功，而是产品真正能在市场上有销售额、有市场占有率。
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缺的是行业资本，无论港股还是A股，都是这样。纳斯达克为什么成功？因为它背后每年有1500亿到2000亿美元的行业资本，它们会去买项目、买公司，真正推动行业发展。但中国这类资本非常稀缺。
创新药领域，本应支持早期研发的天使资金和种子基金大多由政府主导，但目的偏向招商引资、资产保值增值，这与真正的风险投资逻辑是矛盾的。中国的监管制度是全球最严之一，这种“高要求+低回报”的模式，使得很多药企不愿投入长期研发。
虽然国家和行业层面都在呼吁耐心资本，但很多资本仍追逐短期回报。前几年，中国医药领域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科创板第五套标准和港股18A制度，借此上市的医药企业重点追求的是快速上市变现的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出海被寄予厚望，国家应如何系统性助力中国创新药打开国际市场？
朱迅：仅靠企业单打独斗，出海极其艰难。有些国内药企确实靠自身努力把个别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药品“从中国消费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问题。
百济神州是目前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唯一同时在美国、中国香港和内地三大市场上市的企业。这些年，百济神州的发展完全靠资本市场的“输血”支撑起来。虽然其年销售额已接近40亿美元，但纵观全球营收额排名前二十的制药巨头，不少年销售额都是几百亿美元起步，它们不是靠融资推动研发，而是靠自身销售收入和利润持续反哺创新。这说明，中国的创新药企要真正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中国药企要出海，国家层面须出手。比如，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机遇，举办高规格“一带一路”国际医药合作分会。“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缺乏当前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创新药与优质药品，或只能从欧美高价进口，用于少数人。可考虑在生物医药产业基础雄厚的省份，举办上述分会，邀请这些国家医药领域的关键决策者，实地参观考察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打破他们对中国药品“落后”的刻板印象。这可能会打开中国创新药出海的新局面。
这一过程中，亟须破解的关键问题是前置审批的壁垒，这已成为国内创新药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普遍面临的难题。如果国家层面主动开展协调工作，借助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推动药品准入政策的优化，相信不少国家，确实可能对中国药品给予一定程度的审批豁免。-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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