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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01 | 來源: Newtalk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釋永信惹麻煩 | 字體: 小 中 大
2025年7月,中國社會最震撼的新聞,莫過於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查落馬。 毫無預警之下,他遭多部門聯合調查,中共官媒罕見動用“涉嫌刑事犯罪”、“侵占項目資金”、“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並育有私生子”等重話。 中國佛教協會隨即閃電注銷其戒牒(取消和尚資格),這位曾身兼“中佛協副會長”的重要宗教人物,瞬間從佛門高僧淪為階下囚。
諷刺的是,這些指控與2015年那場舉世矚目的舉報風波幾乎壹模壹樣:情婦、私生子、資產轉移、名車豪宅、海外別墅,舉報者橫跨少林寺內部高層與貼身弟子,證據詳實,甚至包含身份證影本與錄音筆錄。 當年,輿論壹度壹致認定釋永信死定了。
然而,壹年半後,官方卻高調宣布:“多數指控不屬實或證據不足”,釋永信全身而退。 那壹次,他的“不壞金身”似乎獲得體制的加持,逃過壹劫,甚至讓人誤以為他得到了永久庇護。
但拾年之後,命運翻轉。 2025年,他再次在毫無預警下被查,這壹次,不再有體制的庇蔭,迎來的是徹底粉身碎骨的下場。
這壹刀,不只是砍向壹名和尚,更象征著政教關系權力結構的再定位。
他沒變壞,是體制不再需要他
關鍵的問題是:為何2015年那套幾乎相同的指控能讓他全身而退,2025年卻讓他跌落神壇?
答案其實再簡單不過:不是他做了什麼,而是體制此刻需要什麼。
2015年的中國,正值習近平集權的起跑階段。 當時,政權仍需要釋永信這樣的人物——懂得表演、會配合宣傳,又能將“中國故事”打包成文化輸出。 他掌控的少林寺,是壹張對外統戰的王牌。 雖然爭議不斷,但他夠聽話、夠能幹、懂得如何與外界周旋,在那個階段,他是體制可以用、也願意保護的資產。
但到了2025年,壹切變了。 中共對宗教的理解已不再停留於文化層面,而是納入國安治理框架。 宗教不再只是可供裝點的工具,而是可能出現變數的風險源。
偏偏此時,釋永信“越線”了——未經授權與教宗方濟各會面,私下接觸歐洲與中東的宗教組織,行為近似“地下宗教外交”,海外廣設據點,派情婦駐地洗錢。 在當下的體制邏輯中,這不是失禮,而是對國家安全紅線的挑戰。
真正的死因,不是淫逸,而是政治越界
釋永信的敗亡,與其說是因為情婦、私生子或豪宅,不如說是因為他忘了誰才是“天子”。
在中國體制下,你可以風流、可以貪婪、可以奢靡,但絕不能不守規矩。 只要你踩了紅線,哪怕再有聲望、再有背景,也會從“資產”變成“風險”。
他曾是體制的門面,如今卻成了政權的累贅。 這就是中國政治的冰冷邏輯:你不是因為做錯什麼而出局,而是因為你不再值得被保護。
前少林寺住持方丈釋永信。 圖:翻攝自 X @Jerry00107966
宗教領袖的“肆大死因”:不是清規,而是紅線
釋永信的倒下,絕非孤例,而是中共整肅宗教場域的壹環。 宗教領袖“出事”的真正原因,通常不是教義偏差,也不是戒律違反,而是踩中了中共政權的幾條政治紅線。
第壹,經濟問題。 私設小金庫、資產流向不明,尤其流向海外,或是過度累積宗教資產,容易被視為脫離黨國控制的危險訊號。 釋永信與中國道教協會的謝天奇皆因這類問題遭到整肅。
第贰,私德丑聞。 性騷擾、情婦(外派海外據點洗錢)、私生子等問題,雖然本質上屬於私德范疇,但壹旦成為輿論焦點,便可被用作政治清算的借口。 釋永信與中國佛教會長學誠的案例正是明證。
第叁,涉外接觸。 未經授權與外國宗教組織互動、接受境外捐款、或擅自參與國際宗教活動,往往被視為威脅主權與宗教主導權。 中國伊斯蘭教副會長馬正通因與中東宗教勢力頻繁互動而被排除,釋永信這次也栽在這點上。
第肆,政治越界。 當宗教領袖挑戰國家對宗教的絕對控制,或與梵蒂岡、達賴喇嘛等敏感對象有聯系時,幾乎注定被視為敵對勢力。 藏傳佛教僧人金有法與地下天主教神父李長春皆因此遭邊緣化。
這些紅線並非明文法律,而是體制的非明言規則。 壹旦踩中,不論身分地位,都可能瞬間被拋棄,成為政權立威的代價品。
結語:體制的訊號,不容誤讀
釋永信的倒下,不是佛教的崩解,也不是信仰的潰敗,而是中共政權對全體宗教界發出的清晰警告:
宗教可以存在,但不能自轉;
可以服從,但不能主動;
可以利用,但不能妄動。
誰能代表佛教、誰能出訪、誰能傳教、誰必須沉默——決定權,從來不在廟裡,而在中南海。
作者:洪耀南-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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