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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03 | 来源: 文化纵横杂志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深夜八卦 | 字体: 小 中 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体验”的建构置于劳动同意的分析核心：是关系工作、情感工作与情怀工作等文化策略所烹调出的娱乐体验使实习生成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展开双臂拥抱着令人兴奋的自我剥削。这时的“娱乐”构成了区别于“游戏”的另一种物质仪式：它通过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幻象”、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使高强度的劳动变得有吸引力。
▍发现征兆与穿越幻象
当布若威将意识形态支配纳入对劳动控制的分析时，其遭到的诟病之一就是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同意的层面，似乎认为管理霸权是不可避免且易于存续的，而忽视劳动者的质疑与反抗。葛兰西则认为，意识形态“霸权”的概念是个争霸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霸权的维系或“历史结果”正在于对反抗与异己行动的应对。W团队中的劳动控制亦非滴水不漏：在20名实习生中，有10名实习生工作至项目结束，有5名在中途被清退，另有5名主动退出团队——其中的两名指出了劳动的不公。基于此，我们将在这一部分分析这两名实习生的意识、行动及其对“娱乐”幻象的影响。
（一）劳动中的征兆浮现
“意识形态幻象的全部目的就在于尽力掩盖、克服现实中的裂缝，营造一个完美社会的存在”。在C公司的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这个裂缝是娱乐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存在于生产领域之中，通过身体机能的运用将活劳动加入死劳动，进而制造出各种产品；娱乐则存在于再生产领域，通过感官刺激带给人快乐体验，进而放松身心。更何况，在缺乏制度性激励的高强度劳动中，实习生难以产生本源性的愉悦。而藉由娱乐化机制和意识形态幻象，二者得以缝合在一起。
但是，即便由意识形态幻象所缝合的符号秩序有能力维持动态平衡，在它的内核中依然存在着某种陌生的创伤性因素，它们保持着原貌，无法融入这一秩序之中，像外在的隐私一般，成为符号秩序被全盘抹杀的“征兆”。当娱乐化机制出现失误时，它们就会出现并破坏“幻象”的内在一致性。虽然正式员工会小心翼翼地掩藏某些社会征兆：例如，当他们要解雇某个实习生时，往往私下发微信告诉他/她“明天不用来了”，这样自己与其他实习生的关系及其“老师”的亲切形象就不会被破坏，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实习生会凝视它们。
1.“征兆”的不断累积
自相矛盾的征兆性事件如果在一位劳动者身上不断出现，就会使其注意到符号秩序的混乱。小颖的例子非常典型，接连发生的意外使她对W团队感到忍无可忍。
在第一个月的工作结束时，小颖就发生了状况。她突然接到公司财务的电话说，因为其银行卡信息不完整而无法支付其津贴。当小颖坚持发放津贴并不需要开户行信息时，公司财务回复道：“我反正四点半下班了，你不讲我就不打钱！”结果，小颖当月的津贴就打了水漂。这件事让她大受打击：
我一想我辛苦了一个月，居然要因为这么个问题没钱了，我就很难受。真是越想越难受……我一个人在外面做了那么多，居然还要受财务的气！我回家好了，反正想学的也学了，又不欠她的！（实习生小颖访谈，20161107）
但在这时，关系工作发挥了效果。小颖话锋一转，又说：
但是，一想到老师们这么好，我就觉得对不起他们。（实习生小颖访谈，20161107）
然而，老师的好形象在项目中期时崩塌了。第二个月，小颖因过度劳累罹患了尿路感染，但因羞于说明病情，就以“学校有事”为由向W女士请了10天假。了解实情后，W女士虽在口头上对小颖表示了关心和慰问，但根据每天100元的标准对她进行了扣罚。想到毕竟是自己违反规则在先，小颖只好认栽：“是我的不对……在团队需要的时候没能帮上忙”。不料没过几天，她又出状况了。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她被一名谎称是摄像师的人骗了3000元钱。结果，小颖不仅没有拿到应得的酬劳，还损失了3000元钱。接下来，她的注意力转移到超长工作、情感耗竭等负面体验上。
2016年春节，当W女士要求小颖春节期间留下加班时，她愤而离开了团队。她在访谈中说：
经常熬夜，工作强度又大。老师们根本不是朋友！真朋友应该考虑对方的感受，但老师们对我推三阻四，连过年都要留在公司加班。我到底为了什么？这点工资还没爸妈给的红包多！（实习生小颖访谈，20161107）
综上，征兆性事件在个别劳动者身上的累积会颠覆其娱乐体验，而劳动者对征兆的凝视将使其发现符号秩序的自相矛盾。这时，这名劳动者就展开了对幻象的质询与穿越。-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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