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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03 | 来源: 文化纵横杂志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深夜八卦 | 字体: 小 中 大
2.权威性的局外人指出征兆
对娱乐幻象的另一种挑战往往来自实习生的父母等权威性的局外人。尽管年轻人对父母的劝诫总显现出抵触，但他们渴求家庭的关爱，承认父母的社会经验，所以当幻象中的矛盾经他们之口道出时，征兆就会被注意到。小曾的遭遇便是一例。她在春节加班前曾与母亲进行了一场争论：
小曾：我今年春节不回家了，要留在公司加班。
母亲：你就是实习生，以后又不是真要干这一行，你还要读书，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小曾：我实习又不是一定为了在这里工作！
母亲：你工资这么低。我直接给你包两千块压岁钱，你别干了，快回家。
小曾：这不是钱的问题！做人要尽责。
母亲：你就是被骗去当童工！（实习生小曾访谈，20170315）
“被骗当童工”这句话使她思考，“娱乐”究竟是自己的真爱，还是只是一份工作？之后，小曾留意起正式员工的言行，并发现了矛盾之处：
悦悦和G先生关系很好，但悦悦离开C公司后，G先生却在我们面前讲她坏话，还说出“搞得我们很熟一样”这种话。难道我们不熟吗？朋友之间不能私下讲坏话，他翻脸也太快了吧？后来，有个实习生因为我的原因被开除出团队，我就很愧疚，然后和G先生讲起这件事。没想到他说：“没关系，都是过客。”难道我也是过客？！（实习生小曾访谈，20170315）
随着凝视的加深，现实在小曾眼中完全变了模样，这使她工作动力锐减，并在次年三月份以研究生开学为借口离开了团队。
在上述两种特殊情况下，当劳动者遭遇到使其自尊受到践踏、娱乐体验受到破坏的事件时，他们就会开始思考自身的实际处境，而工资扣罚、春节加班和人际纠纷是最容易引发思考的“征兆”。这时，少数实习生会从创伤体验和痛苦感受中发觉娱乐性劳动的自相矛盾之处——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利用的他们不可能持续快乐下去。
（二）征兆不会传染
小颖与小曾的退出在W团队没有掀起丝毫波澜。这一方面是因为“征兆”往往是口误性和易于掩饰的，它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缺乏公开而严肃的沟通时，实习生倾向于对他人的遭遇进行个体化归因。
W团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对他人离职原因不予追问和公开讨论。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创伤经历的实习生不愿意讲，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人很难理解其感受。从第一个方面看，小瑾曾说：
没人刻意问别人为什么离开。因为就算问，别人也会说是学校有事或爸妈要骂——谁都知道如果想继续实习，学校和爸妈都不是问题（笑）。（实习生小瑾访谈，20161008）
虽然缺乏公开讨论，但流言蜚语总是存在的。当我们旁敲侧击地了解他人为何离开时，其他人就会进行个体化归因。例如：有人说，小颖之所以走是因为W女士不喜欢她；有人说，小曾之所以觉得被利用，是因为她本来就是老油条。不管谁走了，其他人都会将问题个体化与特殊化，并坚信此类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结果是，那些注意到“征兆”的实习生就像手指上的倒刺，与团队氛围格格不入，她们的离开反而为团队主动排除了隐患。
可以说，意识形态支配的稳定性不仅建立在对完美社会存在的建构上，还建立在挑战符号秩序之困难上。符号秩序的罅隙虽然能以“征兆”——口误、失误、偶发事件等反常形式被个别实习生识别，但是公开讨论的缺乏以及个体化归因会将实习生面对的共同问题肢解成每个人面对的特殊问题。当心有不甘的实习生离开时，他们也作为不稳定因素被清除出了团队，符号秩序并没有受到威胁，意识形态幻象反倒更巩固了。
▍余论
当波兹曼批判电视文化，说出“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时，他并没有提及娱乐性劳动，而我们在综艺娱乐节目制作的劳动过程中发现了另一种“娱乐至死”，即劳动者在美妙的体验中放弃了重要的观点，主动参与到自我剥削中。此种“娱乐至死”隐喻了当下综艺娱乐产业中的劳动控制与意识形态支配逻辑。
今时今日，唯一确定的就是变动。娱乐性劳动的土壤和肥料与传统产业并不相同。在娱乐节目的市场中，一方面，产品需求多种多样，用户口味变化无常；另一方面，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固定资产需求不大，因而创业者云集于此。虽然政府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但市场本身规范不足；虽然国家层面对新闻内容严格审查，但对企业经营行为却缺乏监管。从劳动督查上看，新产业受到的重视比不上转型升级中的传统产业，无薪劳动与长期加班在这里广泛存在。光鲜亮丽的产业在被竞争与风险浇灌着，这种政治经济的新土壤孕育出了制造同意的新逻辑。-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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