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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09 | 來源: 上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可是後來的變化卻證明，在中共高層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明爭暗斗下，這把“保護傘”根本不起作用。 因為掌控了基金財源的人，必然會令所有其他人眼紅不滿。 對手用謠言中傷和陰謀論，很容易就能抹黑改革與開放的初衷，達到打擊的目的。 譬如同美國的大學出版社接洽，贈書給中國大學的圖書館，建立訪問學者計劃，問題都不大。 資助《藝術家沙龍》的項目或民族戲曲的研究，問題也不大。 讓美術學院教授組織學生去收集被文化革命破壞的文物，也許就事涉敏感。 如果資助學者去策劃，讓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不受幹擾地錄下他（她）們在動亂時期的遭遇，這樣的“口述歷史”項目是否就會被懷疑是別有用心？ 再進壹步就扯上陰謀了。
果然，1987年在北京辦事處審理了200多個申請，批准資助40個項目後，公安機關某部門突然指控索羅斯是美國中情局的特務，要求關閉基金會。 這個指控雖說是無中生有，但也非空穴來風，背後顯然有政治斗爭的暗流洶湧。 面對這個危機，趙紫陽總理辦公室壹面努力辟謠，同時也做了策略性調整，用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來取代體制改革所，成為中方與基金會的對口單位，而且由國安部部長於恩光兼任交流中心主任。 辟謠的目的是達到了，但走馬換將的直接結果是，基金會北京辦事處很快就出現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局面。 敏感的知識界人士不再上門走動或提交項目申請。
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肆拾年前滿懷希望地進入中國，想要大展宏圖，最後卻铩羽而歸，令他拾分痛心。 （美聯社）
可是基金會1988年在北京仍然受到持續不斷的攻擊。 本來希望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人們的思想，推動壹個緩慢、和平漸進的不間斷歷程，最終導致民主的誕生。 豈料索羅斯這個“非革命”的構想，卻被中共高層的保守派視為洪水猛獸。 他們擔心市場經濟和私企的發展會帶來社會動亂，於是上綱上線，把索羅斯看做是“和平演變”大陰謀的主導者。
意興闌珊的索羅斯，只得承認自己當初判斷錯誤，在不存在公民社會的中國並沒有獨立基金會運作的條件。 他決定關閉改革與開放基金會在中國的運作。
不久，六肆事件發生，索羅斯贊譽有加的趙紫陽倒台，歷史又翻過了壹頁。 然而，當初指控索羅斯是美國中情局特務的謠言是由誰炮制出來的呢？
梁恒書中沒有指出謠言的來源，但六肆後流亡海外的體改所所長和基金會中方主席陳壹咨，卻直指在中共黨內炮制謠言的是當時的公安部長王芳。
這個故事又有兩個版本。
其壹是流亡在外的陳壹咨，他因擔心受學運牽連而被捕的趙紫陽助理鮑彤有性命危險，並危及趙，所以從巴黎飛到紐約拜訪索羅斯，央求索羅斯寫壹封信給鄧小平，澄清所謂“中情局特務”的謠言。 索羅斯不但照辦，還把澄清函刊布在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上。
其贰是梁恒透露，美國白宮主管亞洲事務的主任警告索羅斯，他在北京的基金會辦事處已完全被中共情報部門控制。 梁恒建議索羅斯應找《紐約時報》對他做壹個專訪，這樣可以避免其他媒體對傳言加油添醋。 索羅斯答應照辦，專訪不久就在《紐約時報》刊出。
據陳壹咨轉述，索羅斯在給鄧小平的公開信中說：“第壹，我在中國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為了中國的改革和開放，為拾壹億人過上開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榮的生活;第贰，基金會的所有的活動都是公開的，所有的項目也是公開的，沒有任何顛覆內容;第叁，基金會的錢，全部都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證明，與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關系。”他強調：“我願意接受鄧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國來查我的這些東西，我也願意到中國去;如果你們繼續改革開放政策的話，我還願意繼續提供資助。”
梁恒轉述的索羅斯專訪的肆個要點，似乎也大同小異：-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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