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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11 | 来源: 南风窗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距离8月1日邵晓蓓医生从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坠亡已过去十几日，但众人对她离去的惋惜和纪念信息仍在网络涌现。
在那之前，根据邵医生丈夫的说法，57岁的邵医生经历了长达7个月的网暴——三名曾经由邵医生经手的产妇及家属，在社交媒体上持续控诉她存在医疗失误。
坠亡事件后4日，河南省周口市卫健委发通报证实邵医生的坠亡，并称已成立调查组，正在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8月7日，周口六院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事发前，三起医疗纠纷的当事人都向卫健部门投诉过，卫健部门也受理过。其中，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的这起术后的纠纷，当事人反复向卫健部门投诉，医院也反复调解过。
后来当事人在郑州起诉了医院，医院也已应诉，正在等待鉴定结果。
另一起邵医生丈夫称“告知了风险但产妇及家属执意顺产”、终至产妇子宫破裂、胎儿死亡的纠纷，8月6日医院刚收到当事人起诉医院的法院受理通知书。
该负责人还称，就在邵医生坠亡当天下午两点半左右，医院和邵医生开了会，给三起医疗纠纷的当事人发了律师函，要求他们通过合理合规的方式进行维权。
6小时后，邵医生从医院楼上坠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后，之前的质疑与指责销声觅迹，所谓“网暴者”删除了控诉视频，隐去了账户信息。邵医生自己短视频账号评论区内和社交网络上，都是称赞其医德高尚、待人和善的内容。
邵医生的遭遇并非孤立事件，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妇产科医生群体长期面临的职业压力、高发的医疗纠纷困境，以及当纠纷演变为网暴时，医生个体所承受的巨大风险与系统性支持的缺失。
“她24小时在医院”
世俗意义上，邵医生无疑是个成功的医生。
生前，她是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六院是当地一所二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从医三十多年，她拥有很多荣誉称号——2012年周口市巾帼文明奖获得者、2020年周口最美医师、2023年周口妇幼保健母婴安全先进个人。
对于这份工作，她也是全身心地投入，从医30来年，经她手接生的婴儿有3万例左右。
“她24小时在医院。”
这是邵医生离世后，诸多她经手的产妇回忆时都会提到的一点。她社交帐号的评论区中，也有不少人提到，邵医生把医院当家，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医院找到她。
在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发布的一则宣传片里，邵医生自己提到，因为她整天忙于工作，很少回家，家人埋怨她总是不回家、不管家。特别是她两个小孙子，只能通过手机视频见到她，自己是小孙子眼里的"手机奶奶”。
但邵医生说，穿上白大褂，就“要把救死扶伤放到第一位，其他都是次要的”。
相比两个孙子的陌生，在产妇们心中，邵医生是截然不同的形象。“永远眼里带笑，说话温柔。”去年经邵医生接生的赵熙如此形容她。
邵医生
赵熙记得自己当时凌晨生产，紧张加疼痛让她止不住发抖，“打无痛时，邵医生就很温柔的让我侧身在她怀里，中间一直安慰我”。
同是在邵医生处生产的周萍，在怀孕7个月时，第一次听说了邵医生的名字。“四维彩超是她帮我预约的，快生的时候想找她预约单间”，周萍上到综合楼五楼护士站，护士告诉她，邵医生正在做手术，她24小时在医院，生产前一天来医院就行。
周萍当时想，现在怎么还有这么负责任的医生，能把医院当家。
2024年12月，到了周萍的预产日期，“弓腰打麻药时我很害怕，邵医生赶紧把她的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别怕很快就好了，当时心里可感动，是她给了我勇气。”周萍说。
邵医生的责任心还延伸到了产房之外。周萍坐月子时，孩子出现母乳性腹泻，一天拉好几次，她不放心，就发微信问邵医生。邵医生耐心跟她解释、缓解她紧张的心情。
周萍跟邵医生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甚至在周萍朋友孩子出生后黄疸偏高，喂药也不下去，正常情况下，需要照蓝光缓解。当时，周萍找邵医生沟通，邵医生推荐孩子去泡药浴试试，泡了两次，黄疸的数值就下来了。周萍感慨道：“她真的很为我们考虑，如果是在其他医院，医生就会推荐照蓝光之类的方法。”
基于这些，周萍觉得邵医生“可能就因为太有责任心，才会想不开，但凡有一点私心，她可能也不会以死明志”。
赵熙则认为：“邵主任一定是投诉无门才走到这一步，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位医生，对医院对社会都是巨大的损失。”
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在邵医生的同行中，很多人都能体会她承受的压力。
“整个医生工作群体的压力都很大，这不像其他工作可以出现误差。尤其是产科有它的特殊性，大人和孩子两条生命，而且产妇一般都是年轻人，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期望是很高的，家属要求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执业超过20年的妇产科医生告诉南风窗。
“但是生育时可能会有各种合并症、并发症，虽然发病率低但死亡率高。”该医生说，“母子平安的压力都压在医生身上。其实医生是最希望母子平安的人，但有些疾病是人力难以挽回的，医生往往是尽心尽力无误差地工作，但如果结局不好，就会首当其冲被攻击。”
在厦门某公立医院工作了十七年的产科医生付语晴对此深有体会。
“产科因为关乎两条命，对医生要求非常高。如果发现孩子有问题，8分钟内孩子就要出来，不然孩子出现问题就会追责医生。” 付语晴说。
这种突发性和紧迫性，是产科区别于其他科室的特征。
广州某三甲医院妇产科主任刘青认同产科的这种特性，她从业20多年，认为产科工作的核心特征在于“不可预见性”。
“生孩子本来就是不靠谱的事儿，随时都可能发动，而且生孩子也是一个突发情况特别多的过程。”刘青说，这决定了产科医生必须要很敏锐，同时行动力和决策力要很强。“有时候稍微耽误一下子，可能就生死两重天。”
但这种特性同时也往往挤压了充分的沟通空间。“这种情况下，医生跟产妇及其家属就很难充分沟通，只能大概讲一下，没办法像内科医生一样跟患者或家属坐下来好好聊。”付语晴解释道。
可家属难以理解这种事情，“他觉得我们来生孩子时，是个健康的人，怎么突然就没有子宫或者生命受到威胁了？”
《潜行》剧照
此外，“生孩子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大家对未来都是有美好的向往的，所以对生孩子的期望很高。”刘青说。而这造成了就诊时，产科“患者”存在与其他科室患者不一样的心态。
刘青告诉南风窗， “大家都认为生孩子没什么，生孩子前产妇都是常规理解中‘健康’的人。”即使那些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产妇，在医生眼中属于高危，“但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健康人”。
这种“健康人”的预设，使得一旦分娩过程中出现任何意外，产妇及家属就会形成心理落差，继而产生不平衡的心态，于是“他们就会把这个矛盾转嫁到医生头上”，刘青说。
而其他科室，病人来时就已经健康受损或病情危重，即使后面出现其他情况，也更容易接受。
为什么总是妇产科？
这种高风险与高期待叠加的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产科成为医疗纠纷的高发科室。
《2024年全国医疗损害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显示，全年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700份二审判决中，妇产科案件98起，占比13.94%，位列第二。
这个数字较2023年略有增长，而在更早年份，妇产科甚至常年位列第一。
妇产科案件数量为98件，占案件总数的13.94%，较2023年的12.64%，略有增长/图源：医法汇
为何妇产科纠纷如此集中且高发？多位产科医生结合亲身经历指出，技术问题并非主因，核心在于沟通困境、期望落差与“健康人”预设带来的认知冲突。
“大医院的产科很少有因为医生操作不当导致的问题，更多是情绪上家属和产妇的不理解。” 曾有十年产科、六年妇科工作经验的前医生张媛告诉南风窗，比如有的产妇本可以顺产，哪怕反复解释，对方也一定要求剖腹产，她觉得自己来医院，花了钱，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来。
刘青对此也深有感触，她处理了科室不少投诉，“很多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沟通的问题”。
“如果双方都好好说话，那么大家互相之间都能体谅。”刘青说，但总有一方因为情绪、讲话的语气不对，或者沟通、就诊的时间不够而产生冲突。
《亲爱的生命》剧照
其中，既有一些年轻医生因欠缺沟通和专业阅历而没法跟产妇及其家属感同身受，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少数产妇及家属难以理解医生。
刘青举例称，有时当他们需要说服顺产产妇转为剖宫产时，“家属就会说你们是为了挣钱才让我们转剖腹产。好像他们对医生有了一种刻板印象，他遇到一个不好的或者不满意的，就总会觉得所有医生都这样。”
张媛也提到，产妇上手术台之前，风险讲得再到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真正发生在身上风险”分量完全不同。“家属可能会说‘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早知道我们就不做了’，这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张媛说。
邵医生经历的或许正是这种不理解中的一例。
刘青说，羊水栓塞概率虽小，但被公认为产科“天花板级”的危急重症，非常凶险。在20余年的从业经历中，刘青曾经历过4例，“抢救难度很大，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潜行》剧照
“羊水栓塞是产科非常严重的一种并发症，死亡率非常高，邵医生能把这个病人救回来，已经能够证明她的水平很高。”张媛解释，羊水栓塞是不可预知的，不是因为医生手术操作失误给产妇带来的这样的风险，而是它和出门遇到车祸、坠机一样，都是意外风险。
张媛也曾遇到产妇生产时羊水栓塞，万分危急之下，医疗团队通过切除该产妇子宫保住了产妇生命。“但是家属没有太多不理解，回归理智后，觉得能保住女儿的命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而邵医生没有张媛幸运，在她经手抢救的羊水栓塞案例中，切除子宫保命成了事后她自己遭到质疑和控诉的导火索。
谁来保护医生？
据邵医生丈夫的说法，在针对邵医生的长达7个月的网络暴力中，大部分时候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对抗。
在跟她同行业的不少医生眼中，缺乏有效的支持机制，常是让他们感到孤立无援的原因之一。
对于近年屡屡引发悲剧的网络暴力现象，多数医院跟其他机构和个人一样，并没有恰当的应对机制。
张媛告诉南风窗，在她曾就职的医院，没有任何为医生陷入网暴时的应对机制，哪怕是对医生的心理支持和帮扶。“医患纠纷里，医务人员往往处于特别弱势的位置。” 张媛说。
对此，付语晴也有同感。她说医院现在对医生的要求很高，“不但要搞科研，而且要搞科普，做宣传、沟通社会”。
周口市六院门口/图源：央视网
但当医生遭遇网暴时，医院常常没有什么有效的支持。
“它会叫你自主平息这件事情，跟患者沟通，撤掉对方在网络上发表的那些不好言论。” 付语晴说，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医院会出面去沟通，“但一般都是叫你私底下解决，最好不要医院出面”。
此外， 当医生因为遭遇网暴，状态很差，想休息两天调整下时，还“要看科室里的事情安排，如果科室安排不过来，你继续要上班”，付雨晴说。
刘青记得，他们也经历过有产妇或患者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控诉他们科室某个医生的事情，不过，“如果没有特别发酵的话，我们一般就冷处理了，不鼓励医生去跟这种零星的网络质疑对质”。
邵医生在社交平台上的留言
但若出现一些太过激进的案例或舆情有发酵苗头时，刘青他们会向医院专门处理医疗纠纷和解决舆情的部门反映，让其帮忙处理。但处理结果是好是坏，以及能否平息网络质疑，谁都无法保证。
不幸的是，邵医生用了很多方法，最终却以自己的生命“平息”了网络暴力。
邵医生离去后，她的短视频账号成了一堵“哭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其中表达着对她的敬意和惋惜。
从2019年2月邵医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第一条视频以来，她的账号至今存在有877条视频。其中绝大多数内容是她迎接的新生命和一些日常孕期及关于分娩的科普，没有一条谈及她过去7个月遭遇的事情。
只在她置顶的第一条视频评论区中，在面对一位网友“发生什么事了，我儿子也是邵医生剖的”的询问时，她简短回复：“没事！救了她的命！反而不被理解！”
那条视频，画面是她自拍自己深夜加班，走在院内走廊。画面中还配有两行文字： “如果你愿意去做医生的话！那么白天黑夜的加班是经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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