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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14 | 來源: 冷杉RECORD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今天是8月15日。80年前的今天，日本(专题)天皇發布《終戰詔書》，宣告無條件投降。這壹天，標志著壹場世界性戰爭的結束，也開啟了東亞漫長的戰後秩序重建。
但有些戰爭，並未隨著宣告而終結，比如細菌戰。它如同壹塊巨大的骨頭，梗在中日兩國的喉嚨間。如何揭開歷史真相，如何看待這場戰爭，如何面對和解決戰爭遺留問題，至今影響著中日兩國的現在和未來。
今天這篇文章，來自壹位非虛構寫作者對細菌戰長達23年的記錄。它始於壹次“看見”，看見那些被編號、被當作“圓木”而消失的生命，看見幸存者身上永不愈合的潰爛，看見歷史的真相如何被系統性地掩蓋。
23年前，因為執行《南方周末》的壹個采訪任務，我見到了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對日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因此接觸了細菌戰這個話題。倏忽之間23年過去，《沒有結束的細菌戰》這部書從完成第N次編輯校對，到下印廠，到拿到樣書，我都如在夢中壹樣：這個長年背負的重任終於可以放下了嗎？對那些我采訪過的細菌戰受害者，終於可以有壹個交代了嗎？作為壹個記者，這個記錄是經得住考驗的，有價值的嗎？
那次采訪，讓我走進了人類文明史最黑暗的壹頁：在中國東北的日本731細菌工廠，強壯的中國男人體內被注入了鼠疫、霍亂、炭疽、鼻疽、破傷風、氣性壞疽等各種病菌，成為培養細菌的活體。他們被關在秘密的牢房裡，觀察、取樣，放血，然後被送上手術台解剖，最後被投進焚屍爐裡燒成灰燼。
而用他們的身體培養出來的細菌，卻活著，被制造為致命的細菌武器，配合作戰，散播或投放到中國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區。鼠疫這種被稱為“黑死病”的人類第壹惡疫的細菌，就這樣被“死亡工廠”批量地制造出來，用作戰爭武器；霍亂被注射進水果和食物，分給饑餓的中國百姓和中國戰俘，然後暗中看著他們掙扎著死去……
“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這是那次采訪王選時，她說下的壹句話，我把這句話用在報道中，但真正理解這句話，卻需要很多年。
後來，我在書裡專門用壹部去寫“看見”——王選看見，日本記者、律師、學者、市民看見，美國記者、學者看見，這些人不只是看見，他們都沒有背過身去，包括我的看見。
有記者總在問壹個問題，是什麼動力讓你可以壹直堅持壹個選題做23年？
我想說，就是這樣壹次次的看見。
深淵
見到王選前，我只知道731部隊的存在。那次采訪對我沖擊非常大。我第壹次知道，鼠疫這種特別惡性、極具傳染性的疾病，居然被用作戰爭手段，作為戰爭武器進行攻擊。
這個世界是有很多深淵的。有些深淵，壹旦凝望，便有被吸入的可能。細菌戰，就是這樣壹個深淵。
當時的采訪情景我記得很清楚，王選他們的細菌戰訴訟壹審剛剛結束，原告們要求對方賠償道歉的訴求被駁回，但是法院承認了日軍在中國使用細菌戰的事實。其實王選是想告訴我他們這幾年的訴訟經歷，這場訴訟是怎麼發起的，以及調動了什麼樣的力量，在法院進行了怎樣的較量，最後獲得了這樣壹個結果。敗訴是受害者和社會都不能接受的，王選遭受了很大壓力，她試圖讓我理解，細菌戰這件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被承認過的事實，被法院認定了下來。但我被鼠疫用作細菌武器這件事給震蒙了，我的注意力在於鼠疫壹旦被用作細菌武器之後，它的狀況是怎樣的，是怎樣反復傳染的，是怎樣讓人通身變黑蜷縮著死去。我們兩個人在時空上有了錯位。
采訪結束後，我找出加繆的《鼠疫》重讀，想著受到細菌戰鼠疫攻擊的人們，真是遍體寒涼，渾身戰栗。鼠疫這種中世紀讓歐洲人死亡壹半以上的惡役，怎麼能人工制造出來，並且用於戰爭攻擊？怎麼能作為壹種武器，悄悄地向城市、港口、軍事重地以及百姓的家園進行投放，任惡疫傳染、流行，然後將鼠疫帶來的死亡作為戰果來炫耀？世界上什麼人才能做出這樣的惡？
那次采訪，我壹直追問王選的家鄉浙江省崇山村的情況，要她講述親人和鄉親們如何死於鼠疫。因為要趕刊出時間，我沒能去崇山村實地探訪，這個遺憾也在我心中埋下壹個強烈的念頭——壹定要有機會到崇山村，那是新聞的第壹現場。這也成為我後來多次前往崇山村采訪並持續關注這壹話題的重要契機。
在浙崇山村采訪細菌戰幸存者
書裡有壹個場景，是我努力還原的。這個場景的緣起是1995年，王選看到了壹張照片，那是被伍花大綁在壹起的叁個中國男人，他們即將被送去做人體試驗的“材料”。在731細菌工廠，用作人體實驗的人被抹去了名字，統壹稱作“圓木”，以根來計算。這叁個結實的中國男人，特別是那個剃了光頭的只有20來歲的男孩，目光單純，直視鏡頭，似乎全然不知等待著他的是什麼噩運。
王選接住了那男孩的目光，瞬時淚流滿面。
這是王選看見的時刻。作為壹個寫作者我知道這是關鍵環節，是需要著重去寫的部分，所以我在這上面下了不少功夫。
我還抓住了這樣壹個場景：
松本博，1644部隊負責看管人體實驗對象的老兵，在“日軍細菌戰歷史揭露會”組織的南京1644部隊證言會上，他眼睛低垂著走上台，自言自語似的講述：
7個鳥籠壹樣的籠子，裡面裝著裸體的“材木（實驗對象）”。籠子很小，他們只能抱膝靠在籠子裡。這些人關入籠子兩叁天後，就開始被注射細菌，由軍醫來注射，可能有霍亂、鼠疫、破傷風、瓦斯壞疽什麼的。有時拿來裝在試管裡的鼠疫跳蚤，放在“馬路大”的肚子上，讓它們吸血。然後活體解剖，切開腹股溝，用鉗子拉出動脈，插進針頭，血汩汩地向外流，血流慢慢變細，“材木”遂產生厲害的痙攣，連固定身體的床都嘎吱嘎吱地響動。有人穿著皮靴去踩他的心髒，於是吸管裡出現血泡，這是最後的壹滴血，之後便是焚屍爐冒出的帶人體焦煳味的煙。
當時壹屋子的日本人，只有王選壹個中國人。“王選覺得有壹只大手抓住了她的心髒，越攥越緊，難以呼吸。這是她第壹次面對日本兵，壹個日本細菌戰的參與者，聽他講述”，“每壹根汗毛都豎了起來，王選覺得脖子後面僵硬，身體發冷。”
不知道我和王選第幾次回到那個現場後，才有了以上比較完整的場景。我曾經壹度以為到此就差不多了。又過了很久之後，我們又回到那個現場，我看見了更多畫面。
松本博細弱緩慢的聲音講述中，會場曾出現過壹陣騷動，有人發問：“這些人整天關在籠子裡，在幹什麼”？
“在聊天。”松本博答。
會場發出壹陣哄笑。
這是王選難堪的時刻，壹屋子的日本人都是關心細菌戰，同情中國受害者的，有的人甚至為中國人做了很多事，參與到中國的調查，免費為中國原告做律師出庭。但笑聲就是從這些人中發出的。
王選沖出了會議室，她說她在走廊裡抑制不住地流淚。
自從接觸了細菌戰，王選的容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眼睛裡難得再有快樂的神情。圖為赴美參加“731部隊細菌戰等日軍暴行圖片展覽 ‘被遺忘的浩劫’”留影
壹度，我都無法描述這個場景，因為它的信息太過復雜，超出平常的感知和情感，而我不知道的是，更復雜的內容要等好幾年我才能“看見”。
松井英介看到王選從會場出來，也出來走到王選身邊，“王選，你為什麼要哭？是不是覺得受不了？”
為什麼要這樣問？難道聽到這樣的事不難過嗎？
這個細節讓我困惑了很多年。松井英介是經歷過戰爭的壹代人，戰時他和家人在美軍大轟炸中東躲西藏，他的弟弟妹妹在大阪防空洞裡被活活踩死。後來，他當了醫生，是最早到崇山村來調查細菌戰的兩個日本人之壹（另壹個是森正孝），他們是最早看見細菌戰並付諸行動的日本人。他們到崇山村調查，遇到他們，王選才知道細菌戰這回事，並自願加入到調查中。
多年以後，王選才慢慢品出松井莽撞而不合時宜的問話的意義，“他可能想知道中國人的創傷到底有多深吧。”
壹群日本人，壹個中國人，會場裡發出的笑聲，恍惚間王選感受到了魯迅當年的處境。
看見
就是在這樣壹場證言會後，王選看到了那張改變她壹生的照片。
政言會結束，王選和壹幹人去了壹瀨敬壹郞的律師事務所。對於新加入的中國人，壹瀨的夫人給了王選特殊的禮物，壹個大大的紅富士蘋果和壹本《世界》雜志。王選壹眼就看到了雜志上登的叁個中國人被綁在壹起將要被當作“圓木”的照片。
坐在從東京回關西的列車上，她腦子裡壹直回閃著這3個中國男人的面孔和松本博講到的南京1644部隊的籠子。新幹線列車快速飛馳在日本東海岸。這是日本最快的列車，是現代化的象征。車廂裡安靜極了，只有列車奔馳的聲音。
他們被叫做“馬路大”、“圓木”、“材木”。他們被剝奪了姓名，只有編號。
《世界》雜志上叁個男人具象的臉和松本博的講述壹下聯結在了壹起。那些籠子裡人的模糊的臉有了具體的面孔，這面孔就在王選的眼前晃動。他們的眼睛在看著她，這眼神像是錘子在將釘子砸入她的心髒，像是在傳遞給她某種消息，他們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後的信息。
他們是誰家的兒子？叫什麼名字？他們的家在哪裡？他們的母親沒有了他們的消息，該多麼焦急？他們的身體裡被注入細菌，被解剖，被推進焚屍爐，從他們身體裡培養出來的細菌，會制成細菌武器，用來攻擊中國。他們，就這樣白白地死了？
壹股熱流湧入眼眶，她不想讓它流出來，在日本公共場域這是不合禮數的。但淚水沖決下來，濕了面部，被壓抑了壹整天的悲傷最終得勝了。從東京回家的叁個小時車程裡，王選壹直在哭：那個中國男孩的目光盯上了她，就算閉上眼睛，那目光也從高處透下來，直戳心底。
“死於細菌戰的活體實驗，死於鼠疫，死於肮髒的細菌感染，多麼屈辱，多麼沒有尊嚴，多麼悄沒聲息！他們都曾是有名有姓有父母的人，都曾是壹個個活著的生命。”
王選在自己的家鄉義烏崇山村做細菌戰調查動員
他們在看著你。
總要有人出來做點什麼，不然他們真的就隱入黑暗中了。
“總得，總得有人為他們做些什麼吧？！”
“總得，總得讓人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吧？！”
王選在心裡詰問自己，也是在尋找答案。
“戰爭真的是可以看見的。那壹刻，戰爭跨過時空，千軍萬馬地向我奔來，裹挾著我，讓我看到它殘酷的壹面。”王選說。
“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
鼠疫從天而降
王選的看見，也成了我的“看見”。
後來，我去了崇山村，又去了衢州、寧波、常德這些日軍空投下鼠疫菌的城市。我見了很多細菌戰的幸存者，他們是得過鼠疫，穿過高達95%的死亡率而活下來的人；我也見了很多受害者遺屬，他們的父母親人在鼠疫流行中死去。我看見了這些活著的人心裡的悲苦——親人們在眼前不明原因地死去，身體變成黑色並蜷曲成壹團，不明就裡的人們稱這種病為“烏煞”，以為是自己的行為觸犯了神靈，或者上輩子積善不夠。
我看到因為惡疫流行而造成的軍政慌亂、社會失序和親緣關系離間，謠言和真相壹起肆處傳播。2015年，我再次赴細菌戰受害地采訪，看到了很多爛腳老人，他們從幾歲時就開始出現腿、腳、臉部、頭部的潰爛，糜爛深至骨頭，爛了壹輩子。這是疑似日軍炭疽菌、鼻疽菌以及糜爛性毒氣造成的潰爛。對這些老人來說，戰爭還在他們身上延續，和平時期還在做著戰爭的噩夢。
在那些發黃的檔案中，我看到了12歲少女蔡桃兒的解剖報告。日軍空投後不久，1941年11月12日前夜，蔡桃兒出現高燒惡寒、頭痛惡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腫痛，壹夜呻吟不止，煩躁不安。從發病到死亡，鼠疫留給蔡桃兒和醫生的時間只有36小時。
蔡桃兒是第壹個被記錄在檔案裡的鼠疫患者，她的屍檢報告收藏在中國第贰歷史檔案館。兩張黑白照片讓我久久挪不開眼睛：壹張是生前，壹張是死後。活著的時候，她留著齊耳短發，清純少女的模樣；死後則側躺在醫院的白色床單上，沒有長大的小臉上，壹副極度疲倦的表情，看得出經歷了非常的折磨。
常德細菌戰死亡者12歲的蔡桃兒生前和死亡後照片
壹頁頁檔案，只要翻動，當年細菌戰的情景便歷歷在目，鮮活如生。
我看到了《井本日記》——來自日本細菌戰加害方的證據材料。當年那個叫井本雄男的日本大本營參謀，承擔著聯絡大本營和731、1644等細菌部隊的任務。在他的作戰日記中，我看到壹塊巨大的、裹挾著死亡的烏雲，向著中國南方飄來。細菌戰從謀劃，到聯絡相關各方，到加班生產各種細菌，到特別運送，再到攻擊中國城市，都有跡可尋。
日記從1940年到1943年間，不斷出現關於神秘的“ホ”“ほ”“保”等作戰計劃的謀劃、考察。這些秘密代碼就是細菌戰。
1940年11月25日，日軍參謀總長杉山下達“大陸指781號”，要求在11月末完成作戰命令。這個“大陸指”，是依據天皇下發的第“439號”“大陸命”發出的。日本明治大學副教授山田朗研究認為：按照慣例，“大陸指”需要上奏天皇，所以天皇至少是知道細菌戰的。
“ホ”號細菌戰醞釀准備了整整半年。6月便秘密策劃，由日本大本營動員了731部隊等細菌生產部門、關東軍、中國派遣軍作戰部門、航空部門等各個與細菌戰有關的環節，到9月底、10月初開始實施，11月底接到結束的命令，12月最終結束。從《井本日記》中可見的攻擊地點為：衢州、寧波、金華、台州、溫州、麗水、玉山，及杭州等。
令人震驚的是，此次細菌戰選用的細菌武器不僅種類多，而且出現了“P”。“P”代表鼠疫，如果再加壹個“X”，“PX”則代表染有鼠疫的跳蚤。
《井本日記》記載，感染鼠疫的跳蚤，壹克重量有1700只。美國第叁任細菌戰調查官諾伯特·菲爾在1947年的報告中認為，1克重量的跳蚤會有3000只。就這樣，8公斤和2公斤的跳蚤被用飛機分別傾瀉到衢州、寧波最繁華的街道上。如果按壹克重量有1700只跳蚤計算，8公斤則意味著有1360萬只感染了鼠疫的跳蚤被投了下來。
1941年11月4日凌晨增田美保（左叁）和松本正壹（右壹）駕著飛機實行了對常德的鼠疫攻擊（資料來源：日本律師團）
接著，1941年11月4日，《井本日記》記載道：
“5點30分起飛，6點50分到達
霧濃放低高度進行搜索因海拔800附近有雲層在1000米以下實施（增田少佐操縱壹側箱子打開不夠充分將其投在洞庭湖上）
谷子36公斤其後島村參謀進行搜索（壹架日軍飛機在常德附近撒布，凡觸及者皆引起強烈中毒）。”
這就是蔡桃兒死亡的原因。
至今堅守的秘密
如此極惡行為不僅沒有得到追究，這贰拾多年來，我看見細菌戰如何壹而再、再而叁地被掩蓋，它至今還是日本堅守著的秘密。
《井本日記》原本是上個世紀70年代公開出版的作戰日記，假如沒有壹個叫吉見義明的日本學者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偶然發現23卷的《井本日記》原版，人們根本無法知道井本曾參加過細菌戰。吉見義明和另壹位日本學者壹起，手工抄錄公開的《井本日記》被抹去的細菌戰部分——因為防衛廳的資料不能復印也不外借，之後，他們將這壹部分發表了出來。
那之後，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緊急把《井本日記》藏了起來，以各種理由拒絕任何人查閱。《井本日記》再次成為秘密。
今年6月，我在義烏細菌戰陳列館看到了井本雄男的照片。照片大約攝於戰時，井本穿著軍便裝，手裡夾著壹個大大的公文包。他原本答應細菌戰訴訟律師團團長土屋公獻先生作為證人出庭作證，並將《井本日記》作為證據交給法庭的，但之後不知道受到什麼樣的壓力而變卦，不久便帶著秘密走進了墳墓。
這是壹種繼續犯罪行為。日本記者近藤昭贰以20多年裡收集的數萬字證據材料以及親自到法庭作證，證明日本政府從戰敗時為了護持日本天皇的國體而銷毀731部隊存在過的證據、殺死當時還活著的404個“馬路大”；到戰後日美交易，以人體實驗數據逃脫戰爭犯罪審判，戰後半個多世紀壹以貫之的掩蓋，是正在發生的國家犯罪。
中國細菌戰受害者沒有得到任何道歉和撫慰，但當年參與細菌戰研究、參加活體解剖、凍傷實驗的原本應該站在戰犯審判庭上的日本科學家，戰後都生活得不錯。甚至整個日本戰後生物醫藥化學科學的起飛，都緣於這些應該站到戰犯審判法庭上的科學家。日本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戰後八任所長，柒任有前日本細菌戰部隊和機構成員背景。
他們在戰後換了副面孔，變得溫和有禮。他們是好丈夫和好父親，漸漸老去而佝僂的身軀，讓人們認為他們是那種即使是交通事故傷害他人，都會感到極度痛苦的人，更不要說殺人。而且幾乎毫無例外，這些人都過上了上等的、受人尊重的生活。他們不是在政府重要部門任職，就是在日本的學界，成為大學者，最差的也是自由行醫，衣食無憂。
731部隊凍傷課課長吉村壽人——那個把人置於零下40-零下50度的溫度下，凍得敲擊手臂邦邦作響的人，戰後出任日本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校長、南極學科研究帶頭人；
細菌戰罪魁禍首石井肆郎安靜地過著退休生活，到死之前壹直以中將的身份從日本政府那裡領取壹筆可觀的退休金。
細菌戰的組織和實施者石井肆郞大學畢業於日本帝國京都大學醫學部
他們的罪惡，在東京審判的法庭上只提到過兩次，就被搪塞過去。而他們壹手搞出來的細菌戰人體實驗和實戰數據，被美國攬了過去，為其開發細菌武器用於未來戰爭服務。
總得有人出來做點什麼吧！不然這些人不就白白死了嗎？這是王選經常說的話。每次她都是激動地大聲說完，然後沉默，用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這可能就是讓她把壹生都投入到這樣壹個事上的動力。這也是我做不動了扔下壹段時間，再撿起來做的原因。2008年我出差到歐洲，看到許多城市的中心廣場上立有壹種柱子或紀念碑，問當地人，得知是紀念16世紀歐洲鼠疫結束的紀念碑。
維也納1679年暴發鼠疫，死亡約7.6萬人，皇帝利奧波德壹世立誓建造了聖叁壹紀念柱。在格拉本大街中央，靠近聖彼得教堂的地方，我走近了這座紀念柱。
撫摸著柱基的巴洛克藝術浮雕，我想到了中國的鼠疫受難者，心裡特別難過。鼠疫跳蚤來自於“天上”，來自於731工廠的人工制造，我們為什麼不能有自己的紀念碑，為什麼不能有細菌戰受害者的個體生命訴說？我們怎樣才能讓全世界都聽到，都記住這場人類的浩劫？
民間“哭牆”
日本是首個被核武器攻擊的國家，中國則是首個被細菌武器大規模攻擊的國家。原子彈在廣島、長崎的投爆，使核武器對人類的毀滅性危害成為舉世皆知的常識；而生化武器的殺戮力，那如來自地獄的惡魔般的邪惡，卻遠不為世人知曉。
細菌武器的危險較原子武器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子武器是瞬間的毀滅，細菌武器卻來去無蹤；原子武器是精准定位、預先設定的毀滅，細菌武器卻是無形中的傳染，無休止的蔓延。甚至使用細菌武器的人都無法預知其會擴散到什麼范圍，造成多少死亡。
細菌造成的污染把普通日常生活的空間、社會關系、自然環境變為殺人凶器，即便戰爭已過去80年，那些被攻擊污染的地區還可以檢測到病菌，仍然存在著威脅著人類生存的安全隱患。
202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日本原子彈爆炸幸存者組織。核爆被害者的聲音再次被世界聽到，他們警示世界，今天核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而中國的細菌戰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錦悌——卻在孤獨和悲哀中死去。那是壹個特殊的日子——2009年８月６日——與日本廣島萬民舉行遭受原子彈轟炸64周年紀念的日子為同壹天。
王錦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什麼也沒有得到：正義、道歉、賠償、撫慰甚至同情。他作為證人站在日本的法庭、媒體鏡頭前，奮力向世界發出呐喊，但掩蓋、遮蔽、遺忘的幕帳太厚太沉重，這聲音顯得極其微弱。
1997年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在戰爭結束半個世紀後，第壹次做為證言者出現在日本，向日本民眾講述自己家族的經歷
“11月18日義烏崇山村。天氣冷，衣穿暖，房費、路費自理。”2012年，崇山村決定紀念自己村莊細菌戰蒙難70周年，王選將通知通過電子郵件發出。
來自美國的獨立紀錄片制作人，來自日本的記者、律師和研究者，湖南、浙江的鄉民市民，江西、吉林、肆川的研究者，從肆面八方向義烏崇山村匯集。崇山村瞬間成為壹個特殊的“場”，有了壹種號召的力量。
白發蒼蒼的老人，衣著樸素的鄉民，來自遠方的客人，互相間的問候，英語轉日語，日語轉漢語普通話，普通話再轉崇山村方言。壹行人抬著花圈，穿過崇山村，穿過雨雪泥濘的田野，去“劫波亭”進行慰靈紀念。
“劫波亭”就是中國人自己的細菌戰鼠疫紀念碑。崇山村的王錦悌沒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但他和他的同伴調查出的1240人的受害者名單，已經刻在義烏細菌戰受害者紀念碑上。
這就是中國人的“哭牆”，細菌戰第壹次有了世界性的言說場合，有了“記憶場”。相比猶太人建造的戰爭受害紀念碑和記憶場，這雖然僅僅是壹個開始，但卻是壹次對戰爭創傷的撫慰、宣泄和疏解，是戰爭創傷的集體治療。
王錦悌人已不在，卻留下了歷史。
像是壹場離亂久別後的相逢。有人在查點人數，看哪位老人在不知不覺中已悄然離世。
崇山村31名原告，已經死亡20人，活著的只有11人，分別是王選、王晉華、王基月、王興錢、王桂春、王福元、王明光、王基旭(煜)、王麗君、王新林、王基木。活著的也不是全部都能到場，80多歲的年紀，經不起風寒。
崇山村的原告
中、日、美壹行人齊聚於曲江祠的敘倫堂下，討論細菌戰問題。曲江祠是在細菌戰訴訟推動下修復的，並設為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崇山村樸實的大姐用大木桶蒸出的米飯放在曲江祠的院子當中，冬日的寒氣中，米飯桶冒出陣陣白氣。壹瀨律師等日本朋友連連稱贊崇山村村婦燒的紅燒肉香。
在此後，我見證了常德桃源縣李家灣的李宏華在自家屋後立起了自己家族和村莊的受害紀念碑，目睹了衢州的楊大方、邱明軒、吳世根老人建起了衢州細菌戰紀念館，看到了麗水民間組織的成立。成立大會簽到現場，壹個個爛掉半張臉的、爛腳的老人顫巍巍地寫下自己的名字，這是我見到的最特別的簽到儀式，他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活化石。
然而這壹切僅僅是開始。從戰時到戰後幾拾年，細菌戰對個體生命的戕害、對社會造成的恐慌、對人倫關系造成的破壞等，還有待於系統的了解和認識。細菌戰從來沒有被細致地描摹過，幾拾年的努力也僅僅使細菌戰露出冰山壹角。
作惡者總是借消滅歷史來掩蓋罪行，而還原歷史保存真實的歷史，是反思並校正人類行為的起點和前提。
日本立教大學歷史學教授上田信在接受我采訪時說，“在日本，有些人是希望隨著戰爭親歷者的年高辭世，這件事就翻篇，成為過去。”趕在當事者日日老去，將記憶帶進墳墓——“歷史窗口關閉”之前，把事實記錄了下來就成為當務之急。
731細菌工廠和細菌戰已然成為歷史。但它帶來的壹系列問題，則延續到現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細菌戰仍沒有結束，是仍在行進中的歷史。作為壹名記者，所能做的不多，唯有記錄，也唯有記錄能夠永存。-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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