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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15 |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简单治疗后，他们又踏上路途，陈祖军则卧床数月，留下了后遗症。而那天被留下的两位队员，直到10个小时后才被接回，在寒夜中饥寒交迫，担惊受怕，度过了最漫长的一天。
在荒凉的世界屋脊上，不确定的风险，直到今天依然时刻相伴。
左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社江（中）及考古队员靳英帅（左）、谭韵瑶在梅龙达普洞穴遗址。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图：201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尼阿底遗址。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后生可畏
革吉县的地名，在藏语中是“殊胜”的意思，而现实中却如同一片遗忘之地。2012年，王社江第一次在革吉县落脚，县城沿街是大量土房子，屈指可数的几家饭店，饭菜半生半熟。县城最好的酒店里，“没有一个东西是好的”。
那时革吉县和阿里能买到的东西很少，连编织袋、绳子之类的物品，都要从北京或拉萨带来。几年后，317国道通到革吉县，现在他们出发前就网购好一些物资，快递十天可到革吉。317国道即川藏公路北线，逐步贯通后，北线的考古调查如虎添翼。
“每年上来，都感觉变了一个样子。”靳英帅说，“可能去年还没网络，今年就通5G了。”而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高原做文物普查时，还住过牧民的羊圈。
7月28日，一整天的调查往返近400公里。在天高地迥、山崖无际的藏区，几百公里也近如一箭之地。这天没有专职司机，王社江全程自己开车，他已经练出超常的精力，让年轻人得以在漫长的归途中睡得东倒西歪。
“等你们到我这个年纪，大概可以坐直升机调查了，带上你们的学生。”说这话时，他正驱车翻过5200米海拔的一座山。结束调查回到县城，他从驾驶座上走下时，打了个趔趄。
“我可能再跑个3年吧，”王社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攒了很多资料没有整理，关中、洛南、汉中，还有青藏高原等等。”这一天调查，他们发现了几处新的遗迹，带回一块大石核，高原科考地图又标记上新的点位。与此同时，十几名年轻的考古队员又在革吉的噶尼遗址忙了一整天。
青藏高原是国际学界关注的几大学术热土之一，他们的每一步进展都受到全球瞩目。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新发现，已经数次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靳英帅在美国内华达大学交流过一年，他选择了一位高原考古专家作为合作导师，后来才发现，导师研究的高原只有海拔2000米。虽然他还是个学生，但由于在青藏高原做考古，常常有人兴致勃勃找他讨论。
靳英帅统计过在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工作过的年轻学者和学生，至少有50人。“以后回头看，这里有可能成为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黄埔军校。”他说。
在梅龙达普洞穴的那天中午，考古队员谭韵瑶一直轻盈地走在前方，攀岩过坎，动作敏捷。她是个小巧玲珑的广东姑娘，2018年毕业后进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她是少有的毫无高原反应的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始终与西藏当地考古机构合作。谭韵瑶入职当年，便进入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考古队，经历始终。“我并不是学旧石器时代的，刚开始一两年，我还在学着认石器，梅龙达普项目教会了我很多。”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两位是我们的干将。”王社江指着靳英帅和谭韵瑶，对记者说道，“他们在工地管事的时间比我还多。”他们分别出生于1993年和1995年，都已经是青藏高原上的老队员了。
王社江的身体和思维，总在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中移动，难得静止在此时此刻。7月27日，他独自爬到梅龙达普洞斜对面的一座高坡上，眺望这几个无比熟悉的洞穴。“这么多年，我只有两三次在这个位置看洞子。”他坐在岩石上，出神许久。
为了在黑暗环境中进行光释光测年，借助土层中石英砂粒磁性信号的变化测定年代，有时，他们要在夜里爬坡进洞。有一些晚上，站在梅龙达普洞口，看着满天星光，谭韵瑶“灵魂出窍”了片刻。“他们（古人类）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一样，在这样的夜晚看到同一片星空？他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她笑了，“突然就觉得好浪漫。”-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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