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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18 |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在中國數拾萬公裡的國道中，有叁條極為特殊，它們蜿蜒迤邐、彼此相連，環繞著漫長的陸地邊境線。其中又以G219國道最為壯麗，北起新疆哈納斯，南至廣西東興，壹路途經草原、沙漠、戈壁、高原、雪山、雨林、海岸，總裡程10065公裡，被譽為“國之大道”。
G219國道的5000公裡處，位於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康馬縣嘎拉鄉。如今，許多自駕路過的游客都會在此駐車打卡，不單因為這是壹個中點，也不全因為秀美的風景，更因為這裡矗立了壹座別致的雕塑。那是壹個銅制的卷軸，展示了西藏史前先民的漁獵生活。
G219國道的5000公裡處的壹座卷軸雕塑，展示了西藏史前先民在瑪不錯湖畔的漁獵生活。攝影/本刊記者 徐鵬遠
曾經，這樣的場面就鮮活地呈現在西北方向壹個叫作“瑪不錯”的湖泊之畔，那裡水草豐茂、物產充足，哺育了早期特殊環境中的人類，繁衍出壹脈獨特的高原文明。只是滄海桑田、物換星移，古老的圖景或在時光的流轉裡消逝，或在歷史的塵埃中埋沒，幾千年來都未曾為人所知。直到過去的伍年裡，隨著壹番持續的科學發掘，當初的勃勃生機才又顯露出種種痕跡與線索。
在這個意義上，這座雕塑不只是G219國道的壹個裡程碑，它琢刻的同時是西藏史前史上壹個重要的裡程碑——瑪不錯遺址。迄今為止，這是青藏高原腹地所發現的年代最早、海拔最高、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序列最清晰的壹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今年4月，該遺址的考古工作入選了“2024年度全國拾大考古新發現”。
而壹切的開始，都要從幾枚陶片的意外采擷說起。
坐落在瑪不錯湖畔的遺址第肆期石構地面建築考古發掘現場。圖/新華
依湖而生
從G219國道拐向瑪不錯，直線距離不過4公裡左右，真正走起來卻遙遠得多。它們之間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迂回崎嶇的土路，實際上繞出了20多公裡。
2019年，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楊曉燕就是在這樣的曲折與顛簸中走到了湖邊。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員的她，正在進行第贰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的田野調查，雅魯藏布江支流年楚河的沿線區域是她考察的重點之壹。
具體線路是夏格旺堆幫忙規劃的。作為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他的選擇帶有明確的考古意識：“年楚河流域歷來是後藏地區的糧倉，而且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很多藏文文獻裡都記載著7世紀以後這裡人才輩出。但是過去的工作當中，我們始終沒有做過系統的調查，所以也就沒有發現過比吐蕃更早的遺址。”
然而開始的前幾天，收獲並沒有期待的那麼大，因此當楊曉燕壹行人來到瑪不錯時，原本也沒抱什麼希望。但就在將要離開時，楊曉燕壹猶豫，還是下車看了看，結果這壹看就看到了驚喜。
今天的瑪不錯，周圍是壹片廣袤的草原，附近牧民都會來此放牧，為了方便，他們在湖岸邊兩處隆起的小丘之間修了壹條村道，於是明顯的文化層從東南方向的階地剖面露了出來。就是在這個剖面中，楊曉燕看到了壹些陶片，她立馬拍了幾張照片發給夏格旺堆，隨後收到回復——它們至少應該早於3000年前。
“2003年修建青藏鐵路的時候，我們在羊八井發現了加日塘遺址，確定是距今3200至2900年。照片跟加日塘的陶片特別像，我就感覺瑪不錯起碼不會晚於加日塘。”夏格旺堆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些陶片以及壹些同時發現的骨塊、炭化農作物種子等樣本被送進了實驗室，借由精確的測年，確定為3800至4000年前的遺物。這是壹個令人振奮的突破，此前4000年前這樣壹個時間節點，只在西藏東部的考古工作中有過發現，而在中部壹直處於空白。
次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壹支由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蘭州大學、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學、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正式向瑪不錯邁出了發掘的腳步，夏格旺堆擔任隊長。經過詳細勘察，湖濱的遺址范圍被劃分為叁個區域，分別位於東南岸、南岸和西北岸，總面積達22.4 萬余平方米。
對西藏地區而言，考古發掘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光是高海拔就足以帶來重重困難。最關鍵的是，自然條件留給野外作業的窗口期很短，像是瑪不錯這樣4400米以上的地方，每年只有6月到9月之間的百余天時間。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瑪不錯遺址發掘取得了極大收獲。
特別是60余座墓葬的出土，給考古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信息。這些墓葬依照不同的時期，呈現出非常鮮明的特點。比如，在距今4000至3300年的第贰期，以土坑墓為主，同時存有疊葬墓，屬於西藏高原墓葬考古中的首次發現；再比如，以石室墓為代表的第叁期（距今3300至3000年），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封堆墓，將這種墓葬形式的認知記錄從7世紀吐蕃時期直接提前到了史前時代。
墓葬內人骨所呈現的葬姿也非常多樣，包括仰身直肢葬、側身屈肢葬、贰次撿骨葬等，幾乎西藏其他地區能見到的喪葬習俗都存在於瑪不錯遺址。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第壹期和第贰期前段出現的俯身直肢葬，更是與青藏高原東部地區壹些遺址（如青海省宗日遺址）的發現相壹致，而且通過人類古DNA的檢測也發現，兩地人群在基因上就有著密切的關聯。
不僅僅是葬俗，稻、粟、黍等農作物遺存都說明了彼時的西藏中部早已與中原、西南山地、西域等地區產生交流，而遺址內發現的海貝、象牙、青銅器、瑪瑙、紅玉髓、費昂斯等貴重遺物則暗示著遠距離貿易的存在。“我們推測，4000年前瑪不錯區域已與周邊地區構建起廣泛通暢的互動，這極大地延展了學界對‘史前全球化’時間和空間的認知，為探究史前人類文明打開了全新視角。”夏格旺堆說。
另壹個饒有意義的發現則是遺址內的大量魚骨和骨制魚卡等捕魚工具。通過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基本可以確定，魚是當時的主要食物來源。
夏格旺堆介紹，其實瑪不錯南面的陸地原本也是壹片湖水，最大的時候有100多平方公裡：“4000年前，這裡的水量很大，魚的個頭也很大。但距今3800年前之後，魚的個頭開始變小，說明這壹時期湖水開始幹涸。等到了3500年前左右，綿羊、山羊、黃牛這些就都出現了，包括在第肆期（距今3000至2000年）的遺址堆積中，我們還發現了大量人類食用後散落的鳥蛋殼。”
不過即便如此，魚在瑪不錯先民的食譜中依然沒有徹底消失，因為也是在第肆期的石構建築裡同時出現了石制的網墜，這意味著在魚資源趨向枯竭的過程當中，人們已經學會利用漁網進行捕撈。
上圖：瑪不錯第壹期遺址（距今4500至4000年）墓葬中俯身直肢石棺墓和土坑墓。圖/新華
下圖：瑪不錯第壹期遺址出土遺存典型骨器、石器、蚌器、滑石珠等。圖/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供
水泥廠下的遺址
作為西藏中部發現的第壹個超過4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瑪不錯遺址不僅為構建西藏歷史提供了更多材料，也在考古學文化上表現出了新的類型。
就史前考古而言，文化類型是壹個重要的概念，它通過相關特征的區分，為不同區域、不同時期的遺存進行譜系化歸類。通常，對文化類型的劃定是以陶器為典型標志和重要依據的。
瑪不錯遺址出土的陶器，便呈現出了獨特的面貌。“第壹期沒有完整的陶器，只在壹些碎片上隱隱約約找到了平底器底，第贰、第叁期則很明顯，第贰期是平底和圈足，第叁期是平底和圜底，完全是本地風格，而且彼此之間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夏格旺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樣的器型區別於已發現的其他遺址，“比如卡若文化的陶器全部是平底；曲貢文化的陶器以圜底為主，有部分的圈足；瑪不錯恰恰是站在它們中間。”而無論卡若還是曲貢，此前都被認為是西藏無可比擬的原始文化遺址。
相較於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軔，西藏地區考古的起步要晚了許多，但卡若遺址作為西藏歷史上第壹個科學發掘的史前聚落遺址，不僅顛覆了舊史學中的有關認識，重塑了西藏史前史，還首次將西藏史前人類的發展進程與相鄰地區緊密聯系，科學闡明了青藏高原並非“孤立的荒漠”。在2021年第叁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發現”中，它也成為唯壹入選的西藏遺址。
1977年，當時的昌都縣卡若村在擴建水泥廠時發現了壹些精致的器物，有的形如石斧，有的質若玉石。正巧過了幾天的壹個晚上，廠裡放映壹部有關出土文物的紀錄片，工人們想起剛挖出的東西似乎與銀幕上的有幾分相像，便聯系了昌都地區文化局。又適逢西藏自治區文管會的叁名文物幹部來征集文物，經過他們的鑒定，初步判斷為新石器時代遺物。
“卡若遺址的發現就是這麼偶然，如果不是水泥廠擴建，到現在可能還埋在底下，因為它的地表沒有任何東西，只有壹層將近兩米厚的泥，這個泥是發大水沖積過來的，把早期的遺址全部覆蓋了。”侯石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今年75歲的他當時才從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援藏，有幸參加了卡若遺址1978年的試掘和1979年的正式發掘。
上圖：西藏昌都市卡若遺址公園內的復原古人類生活場景。圖/IC
下圖：昌都市卡若遺址公園壹角。圖/IC
據估計，卡若遺址的面積約為10000平方米，但壹部分已遭破壞，殘存不足5000平方米。通過兩次挖掘，1800平方米的遺址得以揭露，除去500平方米空方（沒有任何遺跡和遺物），總共獲得7968件石制工具、366件骨制工具、2 萬余片陶片、50件裝飾品和幾個陶紡輪。此外，遺址中還發現了地面石牆、石子小路、石台基等遺跡和28座房屋遺址。同時依照碳-14測定結果，遺址的絕對年代確定為距今5000至4000年之間。
所有遺存中，石器、陶器、半地穴房屋以及大量粟、黍和動物骨骼尤其值得關注。它們與馬家窯、半山、馬廠等西北文化類型乃至營盤山等西南文化類型，顯示出了諸多相似之處。正如侯石柱所說：“卡若文化很可能是從黃河上游來的壹個原始文化，並在隨後向肆周擴散。幾千年前，西藏這個地方其實是壹個文明的交叉路口，壹個南北向的大通道。”
上圖：卡若遺址出土的赭紅色陶罐（左）及小口垂腹罐。圖/視覺中國
下圖：2015年7月，西藏博物館展出的卡若遺址房屋遺跡復原微縮景觀。圖/視覺中國
包括已成為西藏博物館“鎮館之寶”的雙體獸形罐，也印證著這種關聯性。“馬家窯文化彩陶上的雙典型紋樣是蛙紋，壹開始很象形，壹看就是青蛙，後來發展得比較抽象，逐漸向幾何形態過渡。卡若遺址的雙體獸形罐上是折線紋，像是字母W的不斷重疊，源頭其實就是從馬家窯的蛙紋演變過來的。”侯石柱說。
左圖：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是新石器時代西藏陶器的代表作。圖/視覺中國
右圖：卡若遺址出土的石項飾。圖/視覺中國
1985年，經過整理、研究和撰寫，《昌都卡若》出版，成為西藏自治區第壹部單行本考古報告。看上去，對卡若的探索基本告壹段落，但實際上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比如遺址緊鄰瀾滄江，但當時的發掘中卻沒有發現魚類和捕魚工具的痕跡。
2002年和2012年，為配合遺址保護規劃的制定，肆川大學考古系教授李永憲領隊再次對卡若進行探查和發掘，終於解開了這個謎團：“當年的發掘方法比較粗糙，魚骨很難發現，報告中只能暫且認為卡若人不吃魚。但我們通過篩土這樣壹種方式，從泥土裡篩出了很多魚骨。”
“今天講考古材料，有壹個趨向或者目標叫作‘高分辨率’。這有壹點像刑偵破案壹樣，肆拾年前沒有DNA、沒有人臉識別，能夠提取到的信息相對有限，現在不僅有DNA、GPS、人臉識別，還有監控、大數據等各種各樣的物證學技術，對刑案的判斷就會更加准確。考古材料的分析也是這樣，現在我們能獲取到的信息增加了許多，能探究的面向也就大有不同了。”李永憲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拉薩的“半坡遺址”
對於有著拉薩“半坡”之稱的曲貢遺址，相關認知同樣經歷著匡改。
這個面積約 5000平方米的遺址，最早是1984年由西藏自治區文管會文物普查隊隊員更堆、張建林等人在文物普查中於拉薩北郊娘熱山下發現的。由於附近就是村莊和醫院，加上長期的水土流失，保存狀況並不樂觀。但就裸露出來的陶器和石器殘片來看，更堆堅信這裡埋藏著早期人類生活的痕跡。
經過小規模試掘，結果證實了他的猜想。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進藏考察，再次確認這是壹處少見的高原古文化遺址。於是1990年起，搶救性發掘正式啟動，當年曾是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隊員的李永憲也參與了發掘工作。
連續叁年的努力，考古隊收獲頗豐。首先，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石器中尤以磨盤、磨棒、石杵和梳形器引人注目。前叁種是粉碎谷物的必備工具，後壹種可能用於編織毛毯，它們共同表明當時曲貢地區的農耕和畜牧已經發展到壹定程度。陶器制作則以精美顯著，其中絕大多數采用了“磨光暗花技術”裝飾器表，工藝特殊而進步。
更加珍貴的是兩件動物堆塑，壹件為猴面，壹件為鳥首。在藏族文化中，猴和鳥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許多藏文史籍中皆有記載，藏西藏北的岩畫中則常見對鳥的描繪，有些圖像與雍仲、日月、神樹等宗教符號組合在壹起，甚至處於中心位置，吐蕃王朝之前最為強盛的古“象雄”也以大鵬鳥作為圖騰。盡管曲貢遺址的這兩件堆塑並不壹定與後世信仰直接相關，但絕非隨意為之，或許包含著原始宗教藝術的因素。
曲貢遺址晚期墓地內的帶柄銅鏡
其次，遺址中還發現了壹枚銅鏃，是西藏已知年代最早的青銅器，其配料與中原地區早期青銅相同。晚期墓地內另有壹件帶柄銅鏡，造型風格與歐亞草原及北方游牧文化流行的帶柄鏡比較相似，被視為高原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產物。
在動物遺骸方面，有動物骨骸出土的35個探方和16個灰坑中，絕大多數有犛牛的骨骼、牙齒或角心骨，意味著拉薩河谷的原始居民已開始馴養犛牛，而且很可能成群放養，這也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有關家養犛牛時代最早的實物材料。
此外，曲貢遺址還呈現出壹些特殊的喪葬現象。在壹些灰坑中，既有完整的頭骨又有專門切割下的頭蓋骨，並伴有獸骨、陶片、打制石器等，可能與某種隨葬的祭祀有關。類似的現象在許多考古材料中都有所反映，中國南方地區乃至東南亞、大洋洲的原始民族中就有獵頭祭祀，砍頭鋸顱的習俗則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而數拾座墓葬當中，都采用了“贰次葬”或者“屈肢葬”的葬姿，顯然是壹套成熟的埋葬習俗。
不過，當年的考古在年代框架上將遺址確定為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500年，同時劃分為叁期：曲貢文化期、曲貢晚期及石室墓期。但時隔叁拾年之後，2020年肆川大學聯合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又做了壹次小規模發掘，也重新進行了碳-14測年和貝葉斯模型分析，結果顯示，根據地層疊壓關系劃分出的曲貢文化叁個主要堆積時期與以往幾乎完全壹致，只是主體年代有所差異。因此，新的年代框架定為了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1300年，對比原定晚了約500年，且持續時間不足百年。
研究者表示，新的測年表明曲貢文化不僅晚於青藏高原東部出土粟、黍的“卡若文化”諸遺址，也晚於南亞西北部具有相似文化因素的諸遺址，對於認識喜馬拉雅南北兩側的史前文化因素傳播和互動具有重要意義。
“考古學之所以成為歷史學中壹門重要的學科，就在於它是不斷地通過發現和研究修正原來的結論。”在李永憲看來，曲貢遺址年代的調整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它既不說明之前的判斷毫無意義，也不代表現在的判斷今後不能被修正，未來隨著對新發現、新技術的研究，壹切也許還會改變。“田野考古永遠是對古代曾經完整的事物隨機打開了壹個小小的視窗。就像5000年以後的考古學家可能發現、發掘到早年北京城中心或郊縣的某個地方，但很顯然，他們要全面了解昔日的‘北京市’全貌，僅靠有限的發掘依然是遠遠不夠的。”
上：左圖：曲貢遺址出土的黃陶罐 圖/視覺中國 右圖：曲貢遺址出土的穿孔石球 圖/視覺中國
下圖：拉薩北郊的曲貢遺址 攝影/本刊記者 徐鵬遠
未知與保護
無論曲貢遺址，還是卡若遺址、瑪不錯遺址，都在等待著進壹步的探索。
今年，瑪不錯遺址發掘按下了暫停鍵，考古隊需要休息壹下，已經掌握的資料也需要好好地整理整理。但過去伍年，發掘的面積只不過1％，還有許多未知沉睡在地表之下。比如：遺址中還沒有發現房屋遺存，那些在此留下了活動痕跡的人們住在哪裡？又比如：那些安葬在此的屍骸是什麼關系？他們來自同壹個聚落，還是肆面八方互不相識的人？各種各樣的葬姿是源於不同地方的文化傳統，還是別的什麼？
“我是這麼壹個想法，瑪不錯的考古最起碼要做10—15年，甚至有可能15年以上。它可以壹直做到我退休，如果到時候我還能主持，我就接著去，如果不能，那就換成新的領隊。”夏格旺堆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與之類似，曲貢遺址發掘中房屋遺存的缺失，究竟是什麼原因？它們是被壓在了現代建築的村落之下，還是根本就不在附近？不管是何種原因，曲貢遺址依然留存有分析研究的巨大空間。
卡若遺址則剛好相反，它有房屋基址，也有石牆、石路、石台基等遺存，卻唯獨沒有發現與遺址同時的墓地，當時生活在卡若村落的人們死後埋葬在什麼地方？他們的喪葬習俗又是怎樣的？這同樣讓西藏的考古學者在想象中充滿期待。
當然，考古發掘對完整的研究而言只是來自田野的基礎工作。正如李永憲所說：“對考古學來講，發掘是為了了解遺址所包含的信息。這種了解不是單純地憑借發掘面積的增大，還在於我們能不能把各種信息條理化、系統化、精確化，並且以某種通行的形式保存下來。這就像醫生看病，確診病情是首要目標，而不是在病人身上不斷開刀、解剖來知曉病情。只要遺址發掘所獲各種信息是准確、系統的，遺址的價值可以基本評估，完全不必‘斬盡殺絕’，因為保護遺址是第壹位的，要給將來的工作留下空間。”
而保護遺址，同樣是壹道任重而道遠的命題。
1982年，侯石柱回過卡若，也是他和遺址最後的壹次近距離接觸。“水泥廠建在卡若的壹個最主要原因，就是那裡的地表有壹層做水泥的黏土。1979年我們走的時候，其實跟他們強調了取土不要超過多少厚度，否則會破壞遺址的文化層。但這個東西沒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證，結果真就出了問題。然後當地文化部門向我們做了匯報，單位就派我過去，制止挖掘。”1990年，侯石柱被調到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工作、生活轉移到北京。
而就在他離開叁拾年後，水泥廠原有建築完全拆除了，壹座總投資1.2億元的遺址公園在卡若遺址動工，旨在以遺址展示、模擬考古、場景復原叁大主線為基礎，建立起壹處集文物收藏、展示、利用、研究、教育為壹體的新型遺址保護區。2015年公園壹期工程完成，並於2019年正式開園，同時贰期工程也在2020年全面竣工，不僅成為昌都市壹張閃亮的文化名片，也是西藏地區首個史前遺址公園，具有良好的示范效應。
在屬地管理部門的規劃中，曲貢遺址和瑪不錯遺址也有建設遺址公園的打算。面對瑪不錯周邊開闊的草場，康馬縣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員謝重洲甚至描繪了壹個頗為宏大的構想：“遺址那裡建起棚子來，游客可以參觀、學習，然後外圍弄壹些馬場、靶場之類的，供大家娛樂休閒。”其實對康馬縣而言，旅游資源並不稀缺，景色優美的崇巴雍錯、歷史悠久的乃寧寺、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的朗巴村等等都在其轄內。謝重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今他們最看重的還是瑪不錯：“文化價值大，文旅文旅，文化在前，旅游在後。”
但遺址公園的建設需要完備的條件，需要充足的投資，也需要滿足申請條件和履行程序，不是壹朝壹夕能實現的。在此之前，日常的看管以及必要的維護仍是基本操作。拉薩市城關區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專幹次德吉就表示，目前他們聘用了兩位管理員對曲貢遺址輪流值守，每年也有專項資金進行除草防火：“去年我們還新修了遺址的圍牆，光是這個項目就投入了174萬元。”
“對遺址的保護不僅限於現在，更要保護它的未來。我們得給子孫後代留下文化遺產，這對提升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是非常有用處的。”侯石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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