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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18 |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上圖：卡若遺址出土的赭紅色陶罐（左）及小口垂腹罐。圖/視覺中國
下圖：2015年7月，西藏博物館展出的卡若遺址房屋遺跡復原微縮景觀。圖/視覺中國
包括已成為西藏博物館“鎮館之寶”的雙體獸形罐，也印證著這種關聯性。“馬家窯文化彩陶上的雙典型紋樣是蛙紋，壹開始很象形，壹看就是青蛙，後來發展得比較抽象，逐漸向幾何形態過渡。卡若遺址的雙體獸形罐上是折線紋，像是字母W的不斷重疊，源頭其實就是從馬家窯的蛙紋演變過來的。”侯石柱說。
左圖：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是新石器時代西藏陶器的代表作。圖/視覺中國
右圖：卡若遺址出土的石項飾。圖/視覺中國
1985年，經過整理、研究和撰寫，《昌都卡若》出版，成為西藏自治區第壹部單行本考古報告。看上去，對卡若的探索基本告壹段落，但實際上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比如遺址緊鄰瀾滄江，但當時的發掘中卻沒有發現魚類和捕魚工具的痕跡。
2002年和2012年，為配合遺址保護規劃的制定，肆川大學考古系教授李永憲領隊再次對卡若進行探查和發掘，終於解開了這個謎團：“當年的發掘方法比較粗糙，魚骨很難發現，報告中只能暫且認為卡若人不吃魚。但我們通過篩土這樣壹種方式，從泥土裡篩出了很多魚骨。”
“今天講考古材料，有壹個趨向或者目標叫作‘高分辨率’。這有壹點像刑偵破案壹樣，肆拾年前沒有DNA、沒有人臉識別，能夠提取到的信息相對有限，現在不僅有DNA、GPS、人臉識別，還有監控、大數據等各種各樣的物證學技術，對刑案的判斷就會更加准確。考古材料的分析也是這樣，現在我們能獲取到的信息增加了許多，能探究的面向也就大有不同了。”李永憲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拉薩的“半坡遺址”
對於有著拉薩“半坡”之稱的曲貢遺址，相關認知同樣經歷著匡改。
這個面積約 5000平方米的遺址，最早是1984年由西藏自治區文管會文物普查隊隊員更堆、張建林等人在文物普查中於拉薩北郊娘熱山下發現的。由於附近就是村莊和醫院，加上長期的水土流失，保存狀況並不樂觀。但就裸露出來的陶器和石器殘片來看，更堆堅信這裡埋藏著早期人類生活的痕跡。
經過小規模試掘，結果證實了他的猜想。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進藏考察，再次確認這是壹處少見的高原古文化遺址。於是1990年起，搶救性發掘正式啟動，當年曾是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隊員的李永憲也參與了發掘工作。
連續叁年的努力，考古隊收獲頗豐。首先，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石器中尤以磨盤、磨棒、石杵和梳形器引人注目。前叁種是粉碎谷物的必備工具，後壹種可能用於編織毛毯，它們共同表明當時曲貢地區的農耕和畜牧已經發展到壹定程度。陶器制作則以精美顯著，其中絕大多數采用了“磨光暗花技術”裝飾器表，工藝特殊而進步。
更加珍貴的是兩件動物堆塑，壹件為猴面，壹件為鳥首。在藏族文化中，猴和鳥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許多藏文史籍中皆有記載，藏西藏北的岩畫中則常見對鳥的描繪，有些圖像與雍仲、日月、神樹等宗教符號組合在壹起，甚至處於中心位置，吐蕃王朝之前最為強盛的古“象雄”也以大鵬鳥作為圖騰。盡管曲貢遺址的這兩件堆塑並不壹定與後世信仰直接相關，但絕非隨意為之，或許包含著原始宗教藝術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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