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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8-27 | 来源: 阜成门六号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进行社保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扩容的前提，在机制尚未理顺之前，就仓促扩大社保征缴面，其实是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都不利，不能让社保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也不利于提高大家缴纳的积极性。
第三，要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盈利能力。中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大型用工平台。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报告，全市2024年度小微企业利润约1500亿，雇佣140万左右的全职劳动者，如若完全缴纳社保，企业将要负担300亿左右，意味着利润减少20%。北京的中小微企业尚是全国经营情况最好的，以全国平均来看，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小微企业人均创造营收49.1万，按照8%的净利润以及全国城镇全职职工平均工资68000元计算，那么企业净利润将减少50%以上。
如果大幅提高社保征缴面，大型灵活就业平台公司的利润也将大幅减少，甚至亏损，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发挥“就业蓄水池”的稳定效应。以外卖骑手为例，如果用工平台每年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社保的话，每人每年将支出2万元左右。按照1000万的骑手规模，全行业每年的保障支出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合规成本的支出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京东送外卖半年来，全职骑手规模才15万人，但集团利润下降了一半，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市场补贴等费用支出，但把“零工”变“全职”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它最近不再炒作这个话题的重要原因。
目前，小微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创造了至少3.5亿就业机会，2010年以来我国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基本上是以上两者创造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巩固这个成果，让他们发展行稳致远，而非竭泽而渔。
第四，要考虑中低收入者的真实支付水平和最迫切需求。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尤其是进城、跨省的就业者，他们的最迫切需求是增加短期收入，而社保是长期的、高数额投资，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最急需的。根据法律规定，连续缴纳十五年以上才能领取社保金，这期间员工每年将少获得7000元左右的收入，考虑到企业缴纳社保会相应降低工资发放，员工一年至少减少1-1.5万元收入，约占他们收入的20%-25%。
外卖骑手的社保制度改革，是解决灵活就业群体保障缺失的一面镜子。从劳动力结构、来源等角度看，他们以青年农民工为主、跨省就业流动性强，又横跨城乡居民保障和城镇职工保障两个体系，改革的复杂性很强、难度很大，但必要性又最高。
客观来看，在骑手社保改革中，外卖平台长期以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他灵活用工平台也差不多。这其中自然有改革和创新的压力，也有舆论的压力，甚至是污名化。
当然，随着社会公众对于社保制度观念的改变，以及灵活就业群体保障改革的落地，许多问题也是不证自清,不辩自明。比如，根据北京大学国发院张丹丹团队对3万名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调研，仅有10%的骑手愿意承担“五险一金”的支出。所以，强制企业交社保也未必符合多数中低收入就业者的心意，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距离养老退休还很远的人，对强教抵触很大，缴与不缴应该建立在尊重就业者意愿的基础上。
对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美团今年4月3日试点的“参保补贴”方案是一个同时兼顾企业支付能力和劳动者意愿的路径。“四三方案”具体内容是，一旦骑手在近6个月内有3个月收入达到本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且愿意以灵活就业人员行使参保的话，美团就补贴50%的费用。四个多月以来，美团已经在福建、江苏、湖北、广东等六省七市展开试点，年底将覆盖全国，近百万骑手将受益。
这种“参保自愿、企业补贴”的形式，关键在于灵活、自愿、包容，或许是较为稳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社保问题的备选路径之一。
第五, 涉及数亿人的中低收入社会保障福利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保费征收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全局性社会问题，仅靠雇主无法解决，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也有相应的责任。客观上来讲，小微企业主利用微薄的资本，互联网平台利用技术，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为社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如果再让他们沿用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新就业形态下的3-4亿中低收入就业者的长远福利保障兜底，那实质上有失公允。
当然，这里并不是为用工平台和企业开脱责任，而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加灵活和多元的解法，以及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而不是抱着旧办法削足适履。
笔者认为，比如地方政府就有责任，外来就业者为所在地贡献了低廉的劳动，贡献了消费，支撑起当地发展，当地享受到这个红利，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比如深圳现在仍旧有200万湖南籍人口、120万四川籍人口，他们劳动和纳税支撑起深圳的繁荣，如果再把养老负担甩给原籍政府，那就是一种极端不公平的交易。所以，张丹丹教授讲，地方政府也应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保补贴。-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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