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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02 | 來源: 桃林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肆、饑荒的定義及成因
(壹)關於饑荒成因的兩種壹般性理論
在阿馬蒂亞-森之前,人類對饑荒的認識仍停留在馬爾薩斯階段。該觀點認為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中國,控制人口增長的機制主要通過現實性抑制(positive check)：當糧食生產無法跟上人口膨脹的速度或由於天氣、生物災害而減產時，戰爭和饑荒就成為對人口抑制的典型表現(Malthu1798)。糧食的整體供應是該理論考察的重點,該理論認為糧食供應的突然下降將導致饑荒。饑荒因此被定義為“極端的、廣泛的食物匱乏”(Ravallion,1997)。上述理論被稱之為“食物供應量下降”(以下簡稱FAD理論)。
森(Sen,1981)在考察壹系列饑荒案例後,發現饑荒在糧食總產量沒有顯著下降的情況下照樣會發生,這種情況在1974年的孟加拉饑荒中尤其顯著。森因此認為饑荒並不是單純的糧食供應不足,糧食不足甚至可能不是饑荒發生的原因。在他看來,社會中某個職業(階層)的人們在市場化條件下失去或者被剝奪了獲得糧食的“交換權利(exchange entitlement)”才是導致饑荒發生的原因。森的觀點壹般被稱為“權利理論(entitlement approach)”。這種理論對饑荒的定義是“大范圍的、非正常的、威脅生命的饑餓”(Ravallion,1997)。顯而易見,相對於傳統定義,該定義的適用范圍要更廣,因為它沒有將糧食產量的下降作為饑荒發生的必要條件。
上述兩種理論的側重點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之間彼此對立。首先,傳統FAD理論為“權利”理論奠定了研究基礎。比如,中國1959~1961年饑荒和前蘇聯1932~1933年饑荒都源於之前激進集體化運動,這些運動均導致了糧食產量的顯著下降(Massmio,1993)。而Lin(1993)和Massmio(1993)關於激進集體化運動導致的糧食減產的發現啟發了眾多後續研究,其中包括運用“權利”理論來解釋饑荒的發生。其次,雖然有些饑荒最初確實來自糧食減產,但由於饑荒影響在人口中並不是均勻分布,出現了人口中的壹部分群體受到的打擊相對特別大。因此為什麼正常的糧食減產(波動)會引起大規模的“權利失敗(entitlement failure)”,進而導致饑荒?這個問題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同時也具有鮮明的政策含義：在饑荒發生過程中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也許有助於減緩饑荒的影響。
傳統的FAD理論將考察的重點放在糧食總量的變化及變化的原因上,而“權利”觀點更加側重糧食在分配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試圖識別饑荒在不同群體中的分布。因此檢驗這兩種理論的方法就比較明確：前者只需要考察糧食是否出現突然下降，而證偽後者直接的方法是觀察遭受饑荒打擊的人群是否存在職業(階層)分布。
按照非正常死亡率計算,1960年是中國饑荒最嚴重的壹年。就當時的糧食生產而言,1958和1959年糧食總產量的兩年移動均值為142.44億斤,人均糧食移動均值為581.97斤。該數量折成熱量後大約為人均每天2710千卡,略高於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建議的每日最低攝入熱量(1900~2400千卡)(FAO,2008)。這意味著糧食如果能在領土境內按人口平均分配，饑荒可能可以避免。此外,FAD對於中國這次饑荒的有限解釋力還表現在饑荒結束後的1962年人均糧食移動均值為465.35斤,反而低於3年饑荒時期的均值471.78斤。以上證據都表明糧食減產可能是人口非正常損失的原因之壹，但不是全部。就非正常人口損失的分布來說，現有研究均認為饑荒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
在下面兩個部分,我們將從這兩個理論入手綜述關於這次饑荒的相關研究。應該注意到,前壹個理論的重點是尋找糧食減產的原因,而後者則著力分析影響城鄉及分地區死亡率分布的因素。
(贰)關於FAD理論的相關文獻
饑荒在糧食沒有恢復到災前水平的情況下就已經結束,這在壹定程度上歸結為災後政府相對公平的分配及福利政策。然而糧食總產量在1959年以後的顯著下降仍然是壹個不爭的事實：該年的糧食產量為17000萬噸,較上年下降15%，1960年的產量又在這個基礎上減產16%。Lin(1990)、Li和Yang(2005)的研究旨在發現導致糧食產量下降的因素。此外,糧食的過量消費同樣會降低庫存,Yang(1996)、Chang和Wen(1997)因此考察了大躍進期間在農村地區普遍建立的食堂制度對死亡率的影響。
Lin是第壹位采用經濟學觀點研究中國饑荒的學者。Lin(1990)解釋了生產效率在農業合作化以後降低的原因。Lin在該文中檢視了3個傳統的饑荒成因:(1)連續3年的壞天氣(饑荒前後由天氣導致的全國受災情況見圖2)；(2)公社管理失敗；(3)過大的集體組織規模導致激勵問題；他指出集體化和低效率並不必然存在因果關系，真正導致效率損失的因素是1958年秋天農民退社權的喪失；該權利的喪失意味著對於那些偷懶的社員，其他公社成員無法選擇退社來保證自己的勞動成果不被侵蝕。作為理性的回應，他們只能降低勞動投入以避免損失，最終導致了1958年以後糧食產量的下降以及此後整個集體化期間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徘徊不前。-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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