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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02 | 來源: 桃林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叁)關於“權利”理論的相關文獻
森將研究設定在市場機制下,而中國的這次饑荒發生在計劃經濟主導時期,在饑荒中城鄉間死亡率差異巨大,那麼當時的中國農民是否和森研究中那些受饑荒打擊的職業(階層)成員有相似的特點?
中國在計劃經濟初期,為了保證工業化的實施,壹方面,政府需要保證城鎮居民(多數為工人和事業單位成員)的生活必需,因此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城鄉人口流動,保證城鎮居民的福利不被進城移民消散;另壹方面,建立連接城鄉的統購統銷制度,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從農村獲得工業生產的原材料。因此,相對於城市居民,農民糧食的獲得不能得到制度性保證,尤其在特定情況下,農民負擔就會被過度增加。圍繞上述邏輯,以下介紹的文獻主要以“權利”理論解釋饑荒成因。Lin和Yang(2000)第壹次對“權利”理論和FAD理論在中國饑荒課題上的適用情況進行檢驗。他們發現壹個省份城市居民比重越多,該省農村居民的負擔就越大,饑荒期間的死亡率就越高。Kung和Lin(2003)在此基礎上用超額征收率更加准確地測量了城市偏向政策。Kung和Chen(2011)的進壹步研究將重點放在解釋導致超額征收率跨省差異的因素方面。以上研究均采用省級數據來解釋這些差異。
Lin和Yang(2000)采用壹個省中城市人口比重作為當時“城市偏向政策”的代理變量,用人均糧食作為傳統FAD的代理變量。在控制了省及年固定效用之後,他們發現兩個因素在正常年份對死亡率都沒有顯著影響,但在饑荒期間這兩個變量都顯著地增加了死亡率。該研究中最重要的解釋變量“城市人口比重”並不是“城市偏向”的直接測量指標,而僅僅作為代理變量進入方程。因此在其後的研究中,Kung和Lin(2003)進壹步用“超額征收率”作為城市向農村汲取資源程度的直接測量來檢驗政治激進程度對死亡率的影響。同時他們也將現有文獻中考察過的因素如食堂、政治環境等納入考察范圍,以求對這些因素進行系統性檢驗。他們發現大躍進期間激進的政治氛圍對非正常死亡有顯著的增加作用。該文同時發現在控制該變量以後食堂變量失去了顯著性,該文認為糧食在食堂中的配額消費是造成食堂不發揮作用的原因。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范子英與孟令傑(2006)從缺糧區的劃分來解釋饑荒的分省分布。從“權利”理論角度,他們將研究樣本分為城市、傳統產糧區以及缺糧區並認為在饑荒中傳統缺糧區因為可以獲得糧食返銷反而災情較輕。該結論被Meng等(2010)的發現進壹步證實。
以上研究均注意到死亡率在各省間的差異,並采用不同的測量方法尋找造成該差異的原因。這些研究檢驗了森的饑荒理論對中國的適用情況。作為研究的被解釋變量,這些研究都沒有區分死亡率和非正常死亡率,忽視了兩者的差異使得觀察值具有異質性的風險從而降低了估計的效率。同時,現有證據發現當時的領導機構對下面發生的災情並不是無動於衷,他們會相應地調整政策並收斂激進的程度(周飛舟,2003)。因此,政策或者激進程度和饑荒嚴重程度之間的因果關系會同時受到遺漏變量和聯立內生性問題的影響,進而影響系數估計的壹致性。
政治激進變量在Kung和Lin(2003)的研究中被當做死亡率的解釋變量。作為大躍進運動期間的典型特征：激進的政治氛圍,長期以來壹直是政治學及歷史學文獻關注的重點。早期研究集中在路線分歧上,比如Chang(1975)和MacFarquhar(1974)提出的“兩條路線”觀點。
Bachman(1991)運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架構研究官員集團不同的部門利益,特別是“計劃和重工業部門”與“金融部門”之間的利益差別,壹些部門對於自身部門利益的訴求推動了大躍進政策的實施。由於缺乏直接的證據,以上研究更多的是基於觀察建立起來的分析框架而非嚴謹的因果推論。同時,從因果識別角度來說,上述基於中央層面的研究無法解釋各個省份在推行激進政策時表現出來的巨大差異。
有些文獻注意到個別地方政府在大躍進期間的活躍表現,但這些研究更多的是將其歸咎為該省領導人的激進性格及行為。例如Yang(1996)、Teiwes和Sun(1998)認為:不同的省領導人的確影響了該省的激進政策。Chen(2011)比較了饑荒期間的安徽和江西兩省,他將這兩個省份在饑荒期間的顯著差別部分地歸結到兩省最高領導人的差別上。這些研究提供的豐富史實加深了我們對當時情況的理解,但將所有激進行為都歸結為領導人的性格或者信仰無疑不是事情的全部。更為重要的是,此類研究無法就全國范圍內各省的激進程度差異做出系統性解釋。
Kung和Chen(2011)采用“超額淨征收率”作為政治激進程度的代理變量,進壹步探索政治激進在省與省之間差異的系統性成因。他們認為省委領導的激進行為源於體制內蘊含的激勵機制:在其他變量被控制的情況下,作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的省委書記相對於正式委員的省委書記更有動力通過推行激進政策謀求晉升。作為對政治學及歷史學文獻對個人角色重視的回應,該文采用個人虛擬變量控制住各個省份領導人時間不變的因素發現前述結論依然沒有改變,這些因素可以被認為是性格、信仰及意識形態等。利用來自中國大躍進的歷史數據,Kung和Chen的研究第壹次指出基於理性的職業晉升激勵同樣是激進行為的重要原因。需要特別指出,該激勵機制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同樣存在,只不過晉升的考核指標由大躍進期間的征收率轉到了可以使“多數人受益(all-encompassing)”的經濟增長(McGuire and Olson,1996)。該文的發現對理解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增長非常重要,並在更深層次指出為什麼同樣的政治集權加經濟分權的制度設置(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Xu and Sun,2009)會出現大相徑庭的結果。-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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