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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05 | 來源: “新叁屆”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王小慧與俞霖，同濟大學建築系77級同學情侶
遠處的光，帶走了身邊的他
文/王小慧
在樹下我燒了我倆的血衣，還有我與婆婆寫給他的信，信中我放了我微笑的照片，我祈禱那青煙真的能將信寄到他那裡去。
我不願對你說再見
我要對你微笑
我的微笑會對你說
我的壹部分將永遠在你那裡
你的壹部分也永遠在我這裡
就像你愛我的時候那樣
永遠不變……
1992.4.5.
1991年10月31日那天，是德國的“聖靈降臨節”，這個節有點像中國的“清明”，人們要到公墓去為死去的親人掃墓。接下來是周末，很多人都利用這個延長了的周末外出旅行。俞霖和我約好在紐倫堡碰頭，再壹起由他開車去布拉格，為了完成我和南德意志出版社的稿約《觀察與體驗——布拉格》。
那壹天高速公路相當擁擠，為了不誤時，俞霖選擇了走第14號國道，後來才知道這條路被稱為“死亡之路”，因為這段路發生過非常多的車禍。
壹路上，我們說著笑著，他放了他最喜歡的歌劇《阿依達》，並跟著音樂唱著……當我們在超車時，壹輛福特車迎面急速駛來，叁輛車撞到了壹起，那輛福特車被甩出贰拾伍米以外。我們的車則旋轉了九拾度角擠成壹堆廢鐵。
當然這些都是我事後聽說的，我對此完全沒有印象。對我來說只有那如血的殘陽和他那歡快的歌聲永遠保留在我的記憶裡。後來我特別托人從汽車的殘骸中找出那個壓得變形的方向盤和被撞成碎片的《阿依達》錄音帶的盒子和那盤錄音帶，當然我再也不敢聽這盤音樂了。
當時我多處受傷：嚴重腦震蕩、鼻骨粉碎、兩條肋骨撞斷，從頸椎到腰椎至尾骨都有嚴重的挫傷，尚待繼續檢查。而俞霖的傷更重，除了各種外傷，內髒也被撞得大出血，雖然送到大醫院搶救，20點42分他永遠離開了人間。
不幸之中萬幸的是，我們還差拾幾公裡便會進入捷克境內，假如那樣的話，我恐怕也不會活到今天。因為在德國境內的急救措施，通訊設備極其完備，公路上每隔壹公裡都有免費報警電話，而急救中心可以派直升飛機趕到現場。捷克當時的情況則無法與之同日而語。
本來不迷信的我開始相信命運，在病床上我還在想那家鄉的人最不喜歡的數字“14”諧音是“要死”，而我們的汽車號也很不吉利，“446”是不是“死死留”的意思？我又想起曾經有媽媽的好心朋友幫我去算命，算命先生說我和俞霖只有伍年的“緣分”，說我們1991年“犯分字”，媽媽心裡有點嘀咕，所以她有時來信會詢問我們之間關系如何，因為她絕對想不到會有其他的可能性。當她知道我們很好時，便覺得算命先生之言是無稽之談。可我們出國真的是整整伍年啊，難道這又只是巧合？人都說我命大，可我要忍受多少心痛的感覺，先走的人把悲傷全留給活下來的人，這是真真切切的心痛的感覺，而他為我真的流盡了最後壹滴血。
王小慧和俞霖在圓明園。約1982年
最開始我還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我醒來後，見到的第壹個人是那個來自柏林的大夫卡姆勒，他那雙充滿關切的眼睛讓我覺得好像我們是認識好多年的朋友而不是陌生人。至今我還是感謝這位年輕的值班大夫，他隨救護車到現場來，是他第壹個指揮人們輕輕地將我從被鋸開的汽車裡抬出，怕再傷到我，因為車已被擠壓得變形，車門無法打開；是他剪開我的毛衣和內衣做最初的搶救，而且剛好輪到他在假日值班，所以那幾天可以每天守護著我。
我的第壹個問題是：“他呢？”“他為什麼不在我身邊？不在我病房？”卡姆勒大夫對我講：“俞霖傷勢很重，正在壹家大醫院裡搶救。”雖然他早已知道俞霖在車禍後已去世，但每天給我講壹些新的“病情”，他說：“他的下肢全部撞壞，是粉碎性骨折。”
“我會推輪椅服侍他的，他那麼有才華，仍會有精美的建築構思……”
卡姆勒大夫告訴我：“他的頭顱、內髒，全有致命的傷，即使活下來也沒法思想、沒法說話……”
那時，我只急於想見到他，沒想到過就算能相見也許他根本不會再認出我，可能不會再睜開雙眼，也沒想過自己是否也要坐輪椅度過下半生。大夫講的這些故事緩解了俞霖去世消息對我打擊的程度，讓我本來很脆弱的心靈加了壹層保護膜。
他和我素昧平生，我只是壹個被車禍撞得臉孔已變形的看上去丑陋不堪的陌生外國女子，他沒有必要在他醫治范圍之外還做心理治療。他花了那麼多心思和時間為我編這些故事，他那種博愛精神和醫德對我是無價的。
他對我來說，壹直近乎於壹個神。所以當事過六年之後他打來電話說想看看我，我甚至不想見他，因為我不想把那美好而又模糊的形象具體化，不願把那近乎於神話的故事變得現實起來，更不願把心目中的神變為壹個普通的人。他說他是壹個普通的人，仍然在那邊境上的小醫院裡，每天查他的房，看他的病，只是不再做住院值班醫生了。他說這些年來他壹直注意我的情況，買了我出的每壹本書，收集了關於我的各種剪報，也知道我住在哪裡和我的電話號碼，這在德國公共電話簿和信息台全可查到。他雖然很想見我，但不願過早與我聯系，因為他不想利用職業之便，去發展病人也許不願要的私人關系，那將褻瀆醫生的職責。但已經過去六年了，他相信可以像老朋友那樣打個電話問個好，來看看我了。後來我對他說：“俞霖的夢已經完結，我也經歷了壹場夢，只是我的夢不那麼詩情畫意，是壹場惡夢，不論從現實的或非現實的意義上來說。”
王小慧速寫，俞霖畫。1985年
他對我講述了壹些我不知道的細節，還為我復印了病歷記錄，講到當初因我頸椎受傷而應該用直升機運送到大醫院繼續檢查治療，他為此與院長爭執，因為我已沒有了醫療保險；講到我當時可能下肢癱瘓；講到他與我的博士導師溫朗茲教授通電話，導師包下我全部醫療費用的許諾，並立刻發傳真到醫院作為書面證明，我的導師這壹壯舉使他拾分震驚，因為當時不要說手術費或住院費，單單做壹個CT檢查便要上千馬克。他說導師能這樣待我，可見我受人喜歡的程度，使他更加用心照顧我並向院長爭取最好的治療方案。
我只知道我轉院後很久下肢仍沒有知覺，醫生准備為我做脊椎手術，而這手術本身也有可能傷到神經使腿部癱瘓。因為我是自己辭去工作的，照規定不可以再續聘，本來由大學壹直全包的養老金、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也隨之停止，而新的醫療保險還沒來得及去做。那恰好是在我沒有保險的第壹天發生的！本來攝影師的生涯對我便是壹個全新的領域，是壹種挑戰，怎麼可以想象壹個職業攝影師乘著輪椅工作？那該會有多艱難！我曾壹百次設想過那情景，壹個下肢癱瘓的人如何旅行，如何搶拍，如何做暗房……連器材的搬運恐怕都是件艱難的事，更難的是怎麼還能有這種創作的熱情？
若幹年後我在法國國際攝影節上看到壹個坐輪椅的攝影師在給我的出版商看他的作品，不由使我對他肅然起敬。我壹向很欽佩張海迪，她的名句“假如我能站起來吻你，這世界該多美”給我印象很深，現在更有了深壹層的體會和對她的敬慕。
我相信德國人的說法，我總有“保護天使”，在我最危急的時候能庇護我大難不死，轉危為安：我在幼時落到冰河裡被沒留姓名的陌生人救起；地震時房倒屋坍而沒受壹點傷；車禍後沒人相信撞成那樣的車子還能有活人出來，我卻幸免壹死；而在這次頸椎手術前的早上查房時，我居然對大夫刮腳心的試驗有了反應，從而避免了那次可能有不良後果的手術，而我也從那可怕的可能性中得以解脫……爸爸不信“保護天使”壹說，卻相信是爺爺奶奶他們積德行善的結果。
在俞霖離開我的最初那幾天，我不知為什麼常會有那幾句歌在腦中回旋，雖然歌詞記不真切：“假如你不曾給予我，我的命運將會是什麼？我多想你再能回到我身旁，再來同我壹起唱……”，“多麼熟悉的聲音，伴我多少年風和雨，從來也不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是你讓我們共同擁有壹個家”，可惜我們的家已不復存在。我病床上寫的日記的第壹句話是：“這麼親愛的壹個人，在我壹生遇到的唯壹最全心全意、最忠誠堅貞、最無私忘我地愛我的人；他可以為我放棄個人前途、享樂乃至壹切，是我的空氣、水和大地……就這麼突然消失了，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我從小不是壹個愛哭的女孩，長大後讓我能哭的情形也不多。但在那些日子裡，我只能壹個姿勢躺在病床上，面對著慘白的天花板和牆上那個木雕的耶穌受難像，他身上被釘子釘住的地方在淌著血……我能聽到鄰床那病友沉重的呼吸聲，她呼吸要借助於儀器，所以聲音很響，護士常會進來查看。我總是壹個人在默默流淚，奇怪人體怎麼有那麼多液體流不幹？護士每每警告我，嚴重腦震蕩的病人不能哭，要自我控制，否則會留下頭痛病後遺症，而每抽搐壹下胸部斷了的肋骨就隱隱作痛。但所有肉體的疼痛都比那心痛的感覺容易忍受得多。
我有時甚至會突發奇想，忍不住要撥動那熟悉的，我幾乎每天都撥的號碼，打個電話給他試試，也許他還在？也許我只是在做壹個惡夢，而事情並沒發生？夢醒時他仍會在我身旁像以往壹樣笑著對我說：“我的傻小妞。”
我把日記本放在肚子上寫，因為頸部不能動，坐不起身來，有時舉起本子看，發現字跡重疊在壹起無法辨認。但這壹切都無所謂了，重要的是，我還能不斷地寫，記下那壹層層出現的各種思想、各種回憶。它們無章無序，也像那些字壹樣，時時重疊在壹起，無法辨認。我無法用壹個概念來表達當時的體驗和心情，如恐懼、悲傷、絕望等等。只有這些無序的、無法控制的、源源不斷的思緒和情感，像淚水那樣止不住流淌。
我問自己為什麼我的命運中有這麼多坎坷？為什麼人生這麼難？為什麼總讓我經歷生離死別，而且壹次比壹次深得多？我怕我真的受不了了。
有次我朦朧中重溫了給他剪頭發的感覺，那麼逼真，那滿頭有彈性的小短毛像是個可愛的小刺蝟。最後壹次為他剪是非常盡心的壹次，他還誇我說：“妞這回剪得不錯。”然後是照例幫他沖洗，肥皂塗得滿頭滿臉，他閉著眼嘟著嘴的樣子更像個小刺蝟。那情景歷歷在目，雖然是些愉快的回憶，卻更令人神傷。我已經可以很熟練地為他理發了，而且越剪越好，但我壹輩子絕不再會給任何人剪頭發了，為了他，也為了我，因為我想那會令我觸景生情，我會受不了的。使我略感安慰的是他是帶著他喜歡的、我給他剪的漂亮發型去的。他從悉尼趕來的妹妹告訴我說很好看，很適合他。
妹妹裡裡外外幫我操持著，雖然她也很傷心，很疲憊，但她忍著傷痛硬撐著忙前忙後。當我對她說謝謝時，她忽然哭出聲來，說：“你是我姐姐，我是愛你的啊！”這話讓我難以忘懷。
俞霖遺像
記得在他遺體火化的前夜，我用幾天時間想好的送他的最後禮物，是壹張浸透我淚水、印滿吻痕的宣紙和我向他告別的話，它將與他的身體壹起化作青煙，帶著我對他的思念和愛而去。白天病房總是有些雜亂，有大夫護士進進出出，有來看我的朋友和問候的電話，使我沒能靜下來做這件事情。直到最後壹天晚上，夜深人靜時，我展開那已浸滿我的淚水又已經幹了的宣紙，為他用我最後的吻做成永訣的禮物，伴隨他上天。用宣紙擦淚水使眼睛更痛，更紅腫，但我要為他而痛，用我的淚與愛陪伴他好好睡，他總是為我睡得太少，希望他永遠安靜地睡下去，他睡的樣子總是那麼甜，像個大孩子。但願火化不會燒痛他的皮膚，不會驚醒他安靜的睡眠……
我費力地去折疊那兩小張宣紙，計算著格子的數目，我想要給他整整壹百個吻，因為“壹百”這個數目在中國文化裡有大大超過這個數字的意義。我有生第壹次發現折疊壹張紙會這麼困難，而這紙在我手中也真的非常沉重，它們將負有多麼沉重的使命啊！
我的嘴幹得厲害，幾天來壹直在脫皮。我手裡拿著小鏡子注視鏡中的自己，似像非像，我知道這是我，但又真的不像是我了，還好台燈從後面照來，臉看不清楚，也看不清傷了的鼻子、腫脹的嘴唇和皮膚裡幾天前取出碎玻璃的痕跡。頭發亂蓬蓬的、被汗與血粘在壹起，額頭由於吃力而微微冒汗……在鏡子中又壹次看到我那疲倦得變了形的眼睛，還那麼年輕，可經歷過的實在太多太多了。我覺得今天才真懂得了什麼是心在流血的感覺，什麼叫愛，什麼叫生離死別，什麼叫刻骨銘心。
我拿著小鏡子對著那不成形的臉，忍住疼痛往腫脹的嘴上畫唇膏、幹裂的唇把口紅劃出壹道道的印，我畫得那麼仔細，每畫完壹個便輕輕地、壹絲不苟地印到那宣紙上。這事對健康人來說也許不是件難事，但我記得那晚才拾幾個吻痕便花去我近兩個小時的心力，覺得體力不行了便停下歇歇，又止不住地想他並把要對他說的話寫在日記本上，因此也寫得斷斷續續：“親愛的小伙伙：（我是這樣稱呼他的，他則稱我為小姐妞或小甜妞），現在夜深人靜，白天沒有這份靜和時間與你單獨在壹起說悄悄話了，我從來都太少時間和你說悄悄話，總是太忙。現在我有好多時間給你……”“我那麼想你，而且有說不出的溫柔、說不出的愛意，還有許多自責和內疚，我會天天想你的……”“這紅色是你喜歡的鮮紅，是火的顏色。我要給你壹把火，壹大把火，因為現在是冬天，已經沒有了你喜歡的向日葵，這溫暖會使你身邊的冰冷消散……”“你那麼喜歡我的吻，可惜我給你的太少了。但這紙的感覺可不像你那兩片軟軟的、肉乎乎的漂亮的唇，這畢竟太不壹樣了。早知有今天我會多吻你許許多多次，我已經在開始受後悔的折磨。若能早知道今天，我會更珍惜你的愛，也會更懂得愛你。我得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好好去愛吧，趁你們還活著！可惜他們不知道這遺憾的滋味，而後悔時常常已經太晚……”“我知道你不願看到我哭，不願讓我難過悲傷，但我不能不這樣啊，你不會怪我不聽話吧？”……
就這樣伴著淚水與思念我吃力地壹個壹個地繼續往那紙上印著吻痕，我無論多辛苦也得印滿這壹百個吻。我對他說：“古詩裡有‘花容月貌為誰妍’的句子，我總是太忙而太少為你妍容了，真對不起你。現在我是花全身心的力量為你而妍，你如果有靈也會覺得這是美的，這是帶有高尚的愛之境界的美。”我將壹輩子記得鏡子裡的這畫面：我受傷的臉逆著光在陰影裡，鏡子反出台燈的光，映出眼睛裡的淚花。終於在早上兩點半的時候我印滿了那壹百個吻。
王小慧在俞霖1984年設計並獲獎的徐家匯人行天橋上
我寫上向他告別的話；“最最親愛的小伙伙，讓我無邊的愛伴你度過長夜。你的小妞妞。”
我鄰床的女病友睡不著，我向她道歉，她說你做的是對的，哭也應該，不用道歉。我告訴她我想了很久才用了“長夜”這個詞，因為我不願用長眠、永恒等字眼，因為長夜過後還有天明，我相信我們總有壹天會相聚。
小護士走進來勸我說明天要做手術，應早些睡才是，但她理解我做的這壹切。她握著我的手說，我相信你們是真正愛過的，我從你的眼睛裡看到了。我非常感動，告訴她要好好去愛她愛的人，包括父母，別等壹切都晚了的時候。她又幫我拿來了相機，我拍下了那最後的禮物和自拍像。雖然光線太暗，我沒有開亮大燈，但我想這是真正的藝術，可惜俞霖再也不會幫我壹起放大這些照片了。最後我對俞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吻印不那麼整齊，我知道你喜歡規整的畫面，但我沒辦法做得更好，請接受我各式各樣的吻吧……”
天快亮了，我已經好幾天這樣整夜睡不著或很早便醒來，而平常日子裡早起對我是很難的事。這幾天我得靠安眠藥和止痛藥來幫助我入睡，並止住那經常性的、像要把頭撕裂開的劇痛，今夜也不例外。當早上病友問我是否做完時，我說：“我是做完了，但自己也快要完了。”我感到自己快要到崩潰的極限，我想，這日記也是我用生命去寫的，那是11月8日的凌晨。我想也許這是我壹生中最大的遺憾，沒能親自跟他的遺體告別，但我已經盡了我的心力和可能。
上午，妹妹取走這禮物，告訴我她准備了俞霖生前最喜歡的水果和蛋糕壹起去送給他，可他怎麼可能再去吃它們？也許我們所做的壹切更是為我們這些活在世上的人心靈的安慰而做？
她上路了，留下我在叁百公裡以外的捷克邊境的小醫院的病床上，默默地想象著遺體火化前的壹幕。我想，我寧願把死亡想象成壹個漫長的夜，他可以靜靜地睡，也可以有美麗的夢，他那麼喜歡“夢”字，他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壹個夢，是巧合嗎？
在他住過的許多房間裡，他總會掛上壹個自己寫的大大的書法“夢”字，這是他最喜歡的幾個漢字之壹。還有像“海”“詩”“韻”等等。有時他會把“夢”字用淡的墨色來寫，這淡墨使夢的意味反而濃了幾分。
王小慧考上研究生後在鎮江。1983年
大約是1983年的冬天，我們熱戀的時候，他曾拍了許多我的照片，自己壹張張放大，貼到壹本自己設計和制作的、非常精致的相冊裡。他常常會給我壹些這樣的意外驚喜。他制作的小東西，常會使我愛不釋手，比有些人花許多錢買的禮物讓我喜歡得多。對我來說，價值是不能用價格來衡量的。這相冊裡全是我的照片，只在第壹頁是壹張媽媽給我倆拍的照片。我倆相視而笑，非常親密。這照片上方用他清秀的字體寫了幾行詩句：
閉著眼睛時做的夢，
常常淡忘了，
但睜著眼睛時做的夢，
卻永遠緊緊地攫住我的
也許，
只有呼吸停止的時候，
夢才會完結。
後來媽媽歎息命運時說：為什麼那時他會有這樣預言式悲劇性的暗示？我無法解釋清楚。他的壹生真的像壹個真切的、充滿色彩的夢，可惜太短暫了。唯壹使我們聊以安慰的是，他是在美麗的夢境中離我們而去，沒有被最後壹瞬的殘酷所驚醒，但願他的夢還在繼續著。
為寫這本書，我又拿出他遺體火化前的照片看，這是當時請朋友幫忙拍攝的。我久久凝視著這些照片，許多年不敢這麼仔細看了，總是在看清它們之前已經淚眼模糊，然後又把它們放到那沉重而巨大的鐵櫃子最下壹層的大抽屜內。幸好我給他們的是黑白膠卷，還有報社記者拍的那些車禍照片，那被撞得面目全非的汽車的殘骸，那車座上大片的鮮血——他的和我的——如果是彩色照片的話，壹定會太逼真、太現實，讓人更無法忍受。
他靜靜躺在柏樹之間，還有大片的百合花伴隨著他，我無法分辨它們的顏色。小時曾聽幼兒園的阿姨講過王子拿著百合花來見他的心上人的童話，那時我不知百合花是什麼樣子的。在兒時的想象中，它壹定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花，象征著純潔和愛，就像他的心。這顆心此時此刻也那麼靜靜地躺在那裡，他能感覺到我對他的牽掛，聽到我對他的默默呼喚嗎？
我不敢看他的臉，我不相信這是他的臉，那怎麼可能是他的臉？他原本生動的孩子氣的臉，雙目緊閉，毫無表情，被塗了厚厚的粉底，變得這麼生硬浮腫而陌生，沒有壹絲生氣。就像這些百合花壹樣，令人感到滲入骨髓的寒氣。看這照片時，我再壹次覺得我也死了。這感覺在我剛剛聽到噩耗時也有過：不光是肢體的麻木，而是整個心靈死去的感覺。唯有大腦仍在機械地緩慢地動著，帶我到無邊無際空空洞洞的黑色世界……
後來我變得對百合花的花粉過敏起來，偶爾朋友送我的花裡有百合時，我便感到身體的反應與不適。醫生說，過敏常常與心理有關。其實百合有非常感性的葉瓣和花蕊，我曾拍攝過很多這花的細部，那麼纖細、那麼傷感、那麼柔美。我喜歡它尚未完全張開時的嬌態和垂死時那像老年人手上細紋的折皺，我絕不再自己買百合花了，因為它總令我回想起遺體告別的場景，盡管我並未親身經歷。
轉到慕尼黑州立醫院等待手術的那幾天，我越來越感到等待我的現實的殘酷性，雖然有那麼多人來看望我，包括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有朋友、同事、學生，還有使館和獎學會組織的代表等等。護士說除了州長施特勞斯住院時有過那麼多鮮花，她還沒見過壹個病人有那麼多人探視，那麼多人送花。因為我鼻子做手術，全靠嘴巴來呼吸，我常感到自己像壹個在炎熱的夏日喘息的狗。舌頭已經幹裂得像非洲久旱的土地，她們勸我送壹些鮮花給隔壁的病人，因為這樣可以使室內空氣好些，有利於我的呼吸。其實這太多的鮮花更令人感到悲涼和傷感。
這些探視也把我從在邊境小醫院對著天花板空想那生、死與愛的形而上的問題以及許許多多回憶的半幻覺狀態拉到現實中來。朋友們都在安慰我，但我明顯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最現實的是接下去如何生存？似乎大家都覺得我應回國，回到親人身邊，至少有人能在生活上照顧我，而且壹切費用不致過於昂貴，也不需太為基本生存而奮斗。有時我在與朋友們說話時會走神，自己也說不清在想什麼，只是忽然黯然神傷。
那天，兩個女友問我又在想什麼，我流著淚說我想念我的爸爸媽媽，雖然我當時萬萬沒想到這是件可能的事情，因為那時還沒開放旅游，辦理出國手續那麼艱難。沒想到我的那句話使朋友們開始動腦筋並著手做這件事，經過那麼多朋友的幫助，使我的父母居然在幾天後站到我的面前，德國大使館的秘書說這是在中德建交史上最快獲得批准的因私出國的簽證。在辦手續的過程中，她發現缺少最重要的經濟擔保手續，她馬上說：“我來做你們的經濟擔保人。”後來她說，她看到了母親流淚紅腫的雙眼，可憐天下父母心，而她自己也是個母親。
當時假如沒有醫療保險，也許會欠許多債，雖然導師說由他全包，但我怎麼可以接受那麼多？那些日子裡我收到遠在美國留學的大學同學、在德國的同濟校友會和俞霖就讀學校的中國朋友們的捐助。最讓我感動的是我的學生送給我的那個紅紙盒，紙盒沉甸甸的，總共有壹千馬克。不像美國同學寄來的支票，而是小面額的零星紙幣和硬幣。我想對這些學生來說是多麼不容易。我知道他們大部分人讀書不是靠父母，生活並不寬裕，平時上課常用保溫瓶帶來咖啡而不去買新鮮咖啡，雖然在大學食堂裡只要壹個馬克壹杯。他們對我太好了，我常常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我總慚愧平時給所有的朋友時間太少，覺得受之有愧。
電影學院在放映壹部剛剛拍好的電影，我扮演了壹個角色，在這之前，大家剛剛得到我因車禍將面部撞得破相的消息，幾個女同學告訴我，當她們看到我在銀幕上的大特寫鏡頭時，場中壹片惋惜的歎息聲，她們難過得要哭。
那些天，我不敢多看自己。鏡中的我實在不像我了，沒有半點靈氣和美的痕跡。沒辦法梳洗，自己也感到蓬頭垢面，不堪壹看。雖然那時沒心情多想這些，也沒有多去看鏡中的自己，只是保留了為准備展覽“我的贰拾肆小時”而養成的職業習慣，隨時用照相機記錄下每天發生的各種事情，當然也包括自己。當別人（無論是搞專業的還是壹般人士）驚異我在那種情形下還能想到拍自拍像時，對我來說卻是極其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相機不是我的眼睛，是壹個冷靜客觀的第叁只眼，這第叁只眼伴我左右，既熟悉又陌生，它旁觀並記錄著我的日日夜夜，我的喜怒哀樂。
日本攝影評論家曾經這樣評論這些作品：“脹腫的臉與她周圍的康復器械在顯示她從死亡邊緣逃離的代價……從與自己的嚴酷的生命現實的對峙與對話中，她已經開始更深地了悟人生的真正含義”
也有評論家說我是“用照片講述自己的故事和別人的故事”，並稱之為“攝影史上最真實的自拍作品”。
許多人喜歡我的自拍作品，因為通過我手中的相機能看到絕對真實的我，有時常顯得過於嚴肅，我知道當我獨自壹人面對那第叁只眼睛時我的狀態是最自然和最自我的狀態。
我不知道這些照片對別人的意義，但它的的確確是我真正意義上的視覺日記，實實在在地記錄了我在當時情形下的心境，那在轉院途中救護車裡的自拍像和我所看到的圖景被我記錄下來，那是多麼有象征意義的畫面：壹張是我自己，身邊是護理醫生和各種急救儀器，我的臉上纏著繃帶，頸部被粗大的脖套固定住，嘴腫得可怕……另壹張是我看到的景象，近處是輸液瓶子，整個畫面是壹個像黑箱似的車廂，只有遠處的天邊有烏雲下的風景，那麼可望而不可即。
後來我把這幅照片題名為《遠處的光》，這是我當時狀態多麼真實的寫照：已經到了死亡邊緣，但死神降臨了又離開了，值得慶幸的是我在那黑匣子裡居然看到了這遠處的光而不只是壹片黑暗。那光雖然很遙遠很遙遠，而且籠罩在烏雲之中，但那光畢竟還是照進車內，照到我的身上和臉上，我看到了它，感知到了它，這是壹張對我極具象征意味的照片。
那段時間我經常思考“藝術的本質是什麼”這類問題。過去我的作品有唯美傾向，這在許多評論中也可看到。這種美是否給人們制造了壹個脫離現實的夢境，壹種麻醉劑？現在對我來說，藝術最重要的在於真實，即使它可能只是藝術家本人眼中的真實。
那半年不能工作時的生活是艱難的，有時我問自己，如果讓我重新再來壹次，我還能堅持過來嗎？我懷疑。受過許多磨難的我從小經歷過許許多多難關，在覺得挺不過來時，咬緊牙關還總是挺過來了，後來再經歷困難時，我便會告誡自己：“你能挺過來。”雖然常常是到了可以忍受的極限。我再也不願經歷這樣的痛苦了。
那艱難是多重意義上的。
在州立醫院住院時，那裡人手不夠，只有很少的護士。雖然這醫院是巴州最好的，但大城市的人寧願失業拿救濟金也不願為區區的幾百馬克起早貪黑去看護病人。記得有壹次去門診部做壹項什麼檢查，要排隊等很久。護士走開了去忙別的事，我壹個人躺在走廊裡，人們匆匆忙忙在我身邊走來走去，沒人注意我。
我很想小便但無法對任何人說，盼著護士回來但毫無指望，絕望中不得已便尿在床上，這是我記事以來第壹次，我感到非常羞辱，沒有了起碼的尊嚴，想到今後也許壹輩子要依靠別人服侍，怎麼能談得到獨立人格？連壹個起碼的正常人都不如，我能忍受得了嗎？對我這樣壹個自尊心特別強而且很要強的人，我無法想象。
值得欣慰的是我能站起來了。當我持著器械練習走路時，我走到同屋病友床邊，她是那麼慈眉善目的白淨女人，不像曾做過八次大手術的人。她常常用那軟弱無力的細柔聲音安慰我，像春天隨風飄來的毛毛細雨撲在臉上的感覺，滋潤著我那疲憊的心靈，見她之前我常在想她是個什麼樣子，因為我無法轉頭去看她，見到她時我想說那句話：“現實中的你比想象中的更好。”她的花白頭發壹絲不亂地梳在耳後，皮膚那麼細膩，她輕輕拉著我的手說：“我告訴過你，壹切都會好起來的。”
出院後朋友們幫著張羅俞霖的追悼會，就在他讀博士的母校達姆施塔特大學禮堂裡。後來才知道這是在全德國建築學最著名的大學，相當於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或是加州大學的伯克萊分校，而這建築學系的出名又直接與俞霖導師貝歇爾教授的教學方針及他幾拾年不間斷的每周叁的晚間講座分不開，這幾乎成為傳統。他請國際知名建築學家每周叁來講學，而建築系禮堂常被擠得水泄不通，許多建築師從其他城市趕來，為了親眼目睹到這些建築大師的風采。這種長期的國際性交流使學術氣氛非常活躍。通常在每次講座後他總邀壹些朋友與大師們在他家見面並共進晚餐，俞霖總有幸被邀請，常常事後很晚了還興奮地打電話來告訴我他們的談話內容。
貝歇爾教授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從我們的朋友、同事、學生和教授們的極大悲傷中可以看到，你們是多麼被人們所愛。我們認識已經拾年了，當年我們在上海從那麼多陌生的面孔中識別出你們特別與眾不同的聰慧的眼睛和微笑。我們那麼花心思想把你們邀請到德國留學，被你們當時拒絕，由此我們長久的友誼便開始了。”“如果我們總去想念他便做不了任何事了，但我們怎麼可以不去想念他而去做事？”
追悼會是在聖誕前辦的。天越來越冷，外面總是漫天大雪。爸爸去買了別人用來做聖誕裝飾的柏枝，壹個人吃力地捆綁成壹個花圈，並剪出壹個大大的銀色“奠”字貼在中間黑色紙卡上，俞霖的骨灰放在壹個精致的陶罐裡，供在書架上面，旁邊放著我倆在大學時期出游時在孔廟的合影。這樣的照片讓我感到親切，讓我重溫當年那無憂無慮灑滿陽光的年代，我不願擺那沉重的鑲著黑邊的“遺像”。
王小慧和俞霖在曲阜孔廟寫生。約1983年
我和媽媽每天在縫制為來賓准備的白色絹花。白天有些女友會來幫著壹道縫，晚上媽媽壹個人還熬夜在台燈下繼續壹針針地縫著，常常伴著淚水。每每看到這情景我不知是該起身抱住她還是裝作睡著了不聲響，因為如果勸慰還不知是否會越勸越傷心，也不知更是誰來安慰誰了……
我們寄了許多訃告給眾多親友和關心我的人們，上面我用中文抄錄了李清照的詞，那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我想我寫不出更好、更恰當的詞句了：
風住塵香花已盡，
日晚倦梳頭。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
也擬泛輕舟。
只恐雙溪蚱蜢舟，
載不動，許多愁。
謹以心上最潔白的花和最沉痛的淚
錄李清照詞奉獻靈前
訃告的德文大意為：“霖與我們不辭而別——他帶走了他的微笑，他的純真，他的幽默，他的誠懇，他的才華和他剛剛開始而又輝煌的前途……他的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他在我們心中留下了永遠的痕跡。”
後來我在創作“關於死亡的聯想”系列作品時拍過許多有關“痕跡”的照片，我想，壹個人的生命長短並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生命要有價值，生命的意義是為這個世界留下痕跡，留下美好的東西。莫扎特、肖邦都英年早逝，我現在寫這段文字時正聽著俞霖1988年送我的壹盤肖邦夜曲的CD，這音樂給我們活著的這個世界帶來那麼美好的東西。
媽媽則寫了兩句詩給俞霖：“風華便做他時憶，淚眼常留此夜明。”她在追悼會的留言簿上寫道：“愛婿早逝，噩耗傳來，淚如雨下！這不僅是壹位母親對女婿血肉相連的悲痛，不僅是對品質高潔、富有才華的青年的哀悼與惋惜，更是由於他對女兒壹片真情熱愛——兩個年輕人結合在壹起，像壹顆光彩奪目噴薄欲出的亮星，突然崩裂成兩半：壹半隕落，另壹半皮開骨折，傷痕累累，作為母親，怎能不傷心摧肝……”
爸爸悲痛地問上天為何如此不公平：“你正直、淳樸又高尚，對小慧的愛情無限純潔，你有卓越的藝術才華並無私奉獻，幫助小慧揚帆遠航，她的任何成績全滲透著你的汗水和心血，有壹半是你的功勞！”“當我滿懷欣喜，看著你和我的獨生愛女並步齊齊，走向燦爛未來，堅信你們在藝術上有更大建樹時，誰料災難奪去你年青寶貴的生命，這是小慧，也是我無可彌補的巨大損失……你永遠留在我和所有愛你的人們的心中！”
那些天常常陰雨綿綿。又是這樣壹天，幾輛從慕尼黑開往達市的車滾滾上路，爸爸說老天總和我們壹起悲痛，清明節那天也在下雨。媽媽手捧著那壹大紙盒的白色絹花，壹路上大家都沉默著，看著車窗外那雨雪交加的風景。
我們的壹位朋友英國作曲家戴維特(Dafydd Llywelyn)和他的鋼琴家太太也專程前來，他特為俞霖寫了安魂曲，准備在追悼會上演奏。我們的老校友，中國留德學生會主席沈景華博士主持了追悼會。他和其他幾位老同學想得非常周到細微，甚至考慮到是什麼式樣的燭台才符合俞霖的設計風格和品味，令我拾分感動。到達時那裡的朋友們已將會場布置妥帖，照中國的習慣放了花圈和蠟燭，俞霖的像掛在中央，他仍然那樣略帶天真地微笑著，他是個愛微笑的人，我選了這張笑著的照片，因為這給我感覺好像他就在那裡看著我們，和我們壹起，並沒走遠……
在德國的同濟校友會主席余安東教授寫了挽聯：
秀外慧中／勤奮誠懇聰明／難得天真猶存／壹朝辭世／痛惜人生苦短
繼往開來／建築繪畫攝影／貴在不懈追求／肆海留芳／幸有藝術長存
他說在這副挽聯中，他想簡略地概括俞霖的形象：壹個真誠的人，壹個對事業努力追求的人，壹個壹生短促卻有突出成就的人。
在余教授的建議下，他們很用心地為俞霖的繪畫、攝影和建築設計做了壹個臨時展覽，到場的有大使館、大學、事務所、獎學金協會代表和許多教授、同學和朋友，還有很多我不認識的中國留學生。很多人是在大風雪天走了很遠的路從外地趕來的。
他工作過的建築事務所所長在發言中評價俞霖是他們“最有才華的、想法最多的合作者”，他給事務所“加快了脈搏”，說他不光是同事，更是朋友，說社會失去了壹個未來的大建築師……
他的導師貝歇爾說：“如果鋼筆在反抗，怎麼可以讓墨水完成書寫的任務？鋼筆無法哭無法喊，我必須強迫它把我們的痛苦悲傷和深深的休戚與共的感覺表達出……”“所有認識俞霖的人都失去了些無法彌補的東西，我們失去壹個中國朋友，對我們的打擊比失去壹個本國朋友還要大。”他說他們壹生中認識了很多中國人，“但沒有壹個與他們的友誼那麼深，感覺那麼近，那麼智慧、明朗、友好、善良和富有才華……”
俞霖的獎學金基金會主席勃蘭根堡先生，當時也是達市所在的黑森州的文化教育部長，在發言中說中國政府應該給俞霖頒發壹枚勳章，為了他在德國為中國所做的壹切，他作為留學生代表中國人為青年人樹立了榜樣……會後他給了我壹張1500馬克的支票，說是協會的壹點心意。
我最後在會上發言。我說到現在仍不敢相信他的死是真的，可又不能不相信，因為他的確不在我的身邊，而且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的悲痛是不能用言詞來形容的……他在中國的清明節生，又在‘德國的清明節’離去，這些都很難不讓人宿命……唯壹可以略作安慰的是他是在極快樂時離我們而去的。他壹路上都在隨著阿依達歌劇的音樂在唱，沒有經歷太大的痛苦，因為他沒有再恢復知覺……
“我今後的路很長，會很艱難。不管怎樣我還得繼續往前走。所幸的是我有那麼多朋友關心我幫助我。我需要許多時間來醫治創傷，但沒有朋友們的幫助我真不知道怎樣才能度過這艱難時刻……”
大使館還轉來同濟大學發的由林章豪校長簽發的明傳電報，文中說：“當不幸傳來時，人們無法接受如此殘酷的事實，同事們相對無言，欲哭無聲，人們忘不了他。”有教授說：“俞霖在藝術上有很好的造詣，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他的書法瀟灑飄逸，他的畫融中國畫和現代手法於壹爐……他又是壹個很好的丈夫，他和小慧原本是最美滿的壹對，他們生活上相互幫助，在事業上相互合作。他對小慧的事業總是全力去支持……”
已經去美國定居的80歲高齡的建築界元老馮紀忠先生是同濟大學著名的建築系的創始人。他早年留學奧地利，所以把包豪斯教育體系帶入中國，俞霖曾為他做助教。他在後來《建築師》雜志上俞霖的紀念專集上寫道：“壹個人才氣橫溢，風華正茂，怎能不令人深深痛惜！萬分不幸失去這樣壹位在建築方面即將大有作為的忘年同道……”
當年我們出國前的系主任戴復東教授，曾力爭我們兩個人都能出國並為此承擔責任，我們壹直心存感激。臨行前他曾對俞霖語重心長，希望他能做他的接班人，早日學成報效祖國。
王小慧在同濟校園
老大哥懷著兄弟般的感情寫了長長的悼文：“俞霖是哼著歌、迎著風離開我們的……看他的繪畫與攝影作品，正像他的人壹樣，我們面對的是壹種真誠與自然，得到的是壹種超越功利的愉悅，仿佛又回到我們曾經擁有過的童年；我們不相信這是真的，正像我們不願美好的東西稍縱即逝壹樣，我們為自己而悲痛，因為我們失去了壹個好朋友……”
羅曼·羅蘭說過：“人生的鍾擺永遠在兩極搖擺，幸福只是其中的壹極，要使鍾擺停止在壹極上，只能把它折斷。”
在那半年不能工作的日子裡，我第壹次有時間不工作而只能思考。我想了許許多多問題：人的情感、人際關系、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我雖不能說那次事故改變了我生命的壹切，但它的確使我改變了很多很多，特別是對人生中許多重要的、基本問題的看法，有些是在平常的日子裡根本不會去想到的。比如我想了許多關於死亡的事情。多少年來我是不信宗教的，這時我開始寧願相信佛教中的壹些道理。死亡也許只是生存形式的壹種轉換，壹種形式的重新塑造；就像沙鍾，沙子漏光後，反個個兒又是重新開始。佛教的涅槃是轉換的最高形式，因為它終止了這種輪回。每個生命都有壹定的生命時間，用宿命的觀點來看則是壹種命運的必然，沒有死亡也就沒有新生。“出生是最明確的壹次旅行，死亡難道不是另壹場出發？”
德國人愛用“上帝總把他最喜歡的人叫去”來解釋為什麼優秀的人會過早去世。朋友來信勸我“因為像他那樣優秀的人太少了，即使在天堂裡大家也會特別喜歡他，他會快樂的”。雖然我不信宗教，可人到這時，無法不對自己提出壹個又壹個的問題，當然也包括宗教。雖然你不能找到這些問題的全部答案。他們還寫道：“俞霖會為你高興，如果你不再那麼沉重悲傷。你應當重新學會笑，過去你們常常那麼愉快地笑的。”可我怎麼能夠開懷大笑？
那段時間我才真的體會到李清照“淒淒慘慘戚戚”、“怎壹個愁字了得”詞中所蘊含的復雜情感。我很怕整理俞霖的遺物，怕看他的日記，甚至怕打開圖紙櫃裡那裝著他的書法、繪畫及建築設計草圖的巨大的鐵抽屜。這些東西在我後來創作“關於死亡的聯想”攝影系列作品時很仔細地看過，這過程雖然好像海蝦脫殼壹樣拾分疼痛，但海蝦只有這樣才能長大，才能成熟。那些日子我常常整天地聽貝裡尼的歌劇，那是壹種悲愴但讓人感到神聖的脫離塵世的感覺，我領悟到了那種真的像叁毛所說“大悲，而後生存，勝於跟那些小哀小愁日日討價還價”的境界。
至今我把那張曾供在他靈前的大學時合拍的照片壹直掛在書房裡。我倆那麼天真地笑著，看去更像兄妹。那時因為總在壹起，幾乎形影不離，同學們開玩笑說像剛剛上演的日本電影《生死戀》，沒有想到不幸言中。我喜歡這兩小無猜的樣子，我願常常看到他想到他，我願相信他活著，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也許就在空氣裡。至少他的靈魂常常會來看我，關懷和注視著我的每日每夜，他還會為我的每壹點小小的成績感到高興，就像他生前那樣，也會祝願我幸福，因為他是那樣地愛我。
很久我都陷在那種悲涼氛圍之中。我們把俞霖在達市的東西搬了回來。在俞霖房間的窗前掛著壹張他親手放大的我的大幅黑白照片，還有棵很大的水竹，這是他最喜歡的植物，所以我沒有把它留給他同住的朋友們，好不容易運回慕尼黑，因為它很高又易折。水竹需要大量澆水，爸爸每天精心護理，為它施了肥甚至換了土壤，但終不能阻止那越來越多落下的黃葉，不到半年它完全枯死。記得媽媽有時壹邊剪那黃葉壹邊暗自哭泣，說這草木太有靈性，它在為俞霖難過，要到天國去陪伴他。這是我後來准備出版有關花的畫冊題目《花之靈》的來由。
清明節那天，也是俞霖的生日，我與父母壹起到壹個鄰近的公墓為他“掃了墓”，雖然他那時還沒有真正的墓地，還沒有“入土為安”。
俞霖安葬的德國慕尼黑公墓
那天又是雨天，我帶了白玫瑰和壹些花種，在那棵白樺樹前的空地種了些花，希望它們年年春天會開花。我把這地方想象成他靈魂安葬的地方，因為我不可能每年回中國為他掃墓。此後年年的清明和“聖靈降臨節”我便到這裡來默默地悼念他，哪怕只是呆上壹小會兒，我也會對著那棵樹閉上雙目默默地對他說上幾句話。在樹下我燒了我倆的血衣，還有我與婆婆寫給他的信，信中我放了我微笑的照片，我祈禱那青煙真的能將信寄到他那裡去。我覺得女友海拉的詩最能表達我的心情：
我不願對你說再見
我要對你微笑
我的微笑會對你說
我的壹部分將永遠在你那裡
你的壹部分也永遠在我這裡
就像你愛我的時候那樣
永遠不變……
父母在我身邊的日子對我的精神是極大的安慰，而我的生活也得到照顧，但很快父母半年的簽證到期，他們要離開我了。我和朋友送他們到飛機場，向他們微笑地說再見，我不願他們總放不下心來。
當朋友把我送回家時曾經壹再問我是否要留下陪我，被我婉言謝絕了。我走進房門時天已經暗了，我真沒勇氣壹個人呆下來，想馬上再沖出去，但能到哪裡去呢？我忽然想到這世界上除了父母我再無別的親人，而親情是其他壹切所無法替代的。所以我囑咐已年邁的父母好好保重，為我他們要好好活久些，因為我真經受不了再壹次失去親人的打擊了。
本文摘自王小慧著《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拾伍年》
沒想到壹個人在家會那麼難，那麼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偶不經意地看了壹眼廚房台子上叁只空鍋，兩只是俞霖為我買的；那具我們在舊貨市場裡買的不知哪個國家的土著面具在冷冷地瞪著我。過去總愛唱千百惠的歌“當我想你的時候，才知寂寞是什麼”，今天才真正體會寂寞思念親人的滋味。
在錄音電話中有俞霖留言的聲音，那麼親切，那麼活生生的，我不敢多聽，可又那麼想聽。聽了止不住淚水就往下流淌，而難過了更想聽聽他的聲音。那晚就這樣反反復復，好像在用壹種自虐的方式來尋找壹點慰藉。
我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
“路又太難走，真不知道該往哪裡走，怎麼走？壹切聽從命運吧。”
（全文完）
作者：王小慧，1978年春考入同濟大學建築系，1989年在慕尼黑大學建築學系攻讀並獲得博士學位。著名旅德華人跨界藝術家，同濟大學教授。先後出版《龍的故鄉》《中國建築與園林》《女人》等，現生活在慕尼黑和上海兩地。-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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