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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07 | 来源: 凤凰WEEKLY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文丨张倍嘉
编辑丨雪梨王
开学后的分班通知来得突然，但也不意外——这所位于东部的寄宿制县中，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学年，学生们已经分了三次班。校领导坚信，频繁分班能够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好学生，得去好班，配好老师。
这样的洗牌，在高中三年，至少会上演九次。
分班意味着换教室、换宿舍、换老师。更意味着，学生们很难再交到朋友——我们通常在大学语境中讨论“原子化”，但频繁分班，正在让县中学生提前进入原子化状态。
苏明是这所县中的老师。她是本地人，在她的印象里，只有成绩差的小孩，才会上这所高中。而真正到这所学校当老师后，她发现，这个排名倒数的县中竟然有着极其严格的应试教育和层出不穷的管理手段。其中，她难接受的就是分班。
在社交媒体中，她偶尔提到了分班那天夜里，孩子们的哭声。
正是这条动态，让我找到了她。后续的数次采访中，苏明以极为开放的态度，向我展示了一所学校会极尽何种可能提高过线率（指考生成绩达到本科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的人数占高考总人数的比例）；如何进行疯狂分班、S形分组；如何批量培养艺术生，而这些政策又如何作用在那些高考最高分不超过600分的学生身上。
她还给我介绍了她的两个学生小诗和崔敬，建议我和他们聊聊。
于是我们聊到了朋友、分班、考试，以及梦想。小诗17岁，她告诉我，17岁已经不是能够谈论梦想的年纪了，“梦想是个非常可笑的说法”，而她只想找个好工作。崔敬则说自己没有朋友，他“觉得他们虚伪”，是“一帮子low货”。至于学习，他说那是傻子的比赛。于是，他高一没读完就退了学。
“现在读书真的有用吗？”他反问我。
小诗和崔敬当然不能代表所有高中生，甚至也代表不了所有县中学生。根据公开资料，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35万，本科过线人数约514万，过线率约为39%。按照目前成绩，这所县中的学生所能代表的，更多是剩下的61%。
我们的社会叙事以及公共讨论，通常以“能上本科的高中生”为主角——他们面临的升学压力、高考故事成为整个高中生群体的“标准形象”。而人数更多的61%，则在这个叙事体系中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频繁分班和没有朋友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成绩靠后的孩子，拥有怎样的梦想？一所升学率不高的县中，究竟该培养怎样的学生？
——这正是这次记录的初衷。我们试图抵达那61%的现场。这不仅关乎教育公平，也关乎如何理解“成长”的真正维度。
分班
“不要走漏风声，不要给学生看名单，晚自习直接广播分班。”
这是校领导的分班策略，快刀斩乱麻，免得学生闹。一次分班，苏明直到晚自习前才拿到名单，她原有的四个班被打散成了两个重点班、两个普通班。领导让苏明负责其中一个重点班，并给了她两份名单，可以随机抽取决定教哪个班。
按照计划，接下来的四节晚自习，第一节下通知，第四节之前换好；第二天换宿舍。
但情况没有这么顺利。两个带普通班的老师不满意这个安排，提前公开了名单。于是学生们蜂拥而至，到办公室找老师核实信息，苏明夹在书里的名单被翻了出来。
不满的情绪开始发酵。
这也难怪。高一开学时，学生们刚按照学习英语、俄语、日语分了班，谁都没想到期中考试后又要分一次。而这次分班，仅仅是一个开始。按照领导的意思，高中三年，至少要分九次班——不仅换教室，还要换宿舍，更要换老师，全面竞争。也就是说，不只是学生需要通过成绩来竞争，老师也要加入。
教务老师、生活老师、年级主任、班主任都参与进来做分班动员。有的老师很生气，认为学生们适应性太差，分班又不代表以后再也不见了，犯不着这么闹。
动员雷厉风行。仅用了一节晚自习，桌椅板凳全部归位，迎来新学生和新班主任。苏明深呼吸，准备走进她的新班级。一名男生却坚持不进班，他要求回到原班级。几番周折，面对一群陌生又充满敌意的面孔，苏明磕磕绊绊地结束了这一课。
那个晚上，学生们迟迟不愿入睡，通过不熄灯表示反抗——那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微小的反抗。苏明去宿舍转了一圈，女生们几乎都在哭，没人睡着。有个小女孩叫住她，让她晚点儿走，看着她入睡。
离开学生宿舍，苏明也偷着抹眼泪，“对住校的孩子们来说，学校已经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的世界只有这么小。”
纪录片《高考》影像资料截图。
那个死活不肯进班的学生，最后拉着苏明和原班主任去找领导磨了很久，保证一定不掉出前50名，终于得偿所愿回了原班。但一个学期后，这名学生和原班主任就再次被拆散。
其他学生的反抗没那么激烈。有个很聪明的学生——苏明很珍惜他的才能，在他上课睡觉的时候总会提醒——虽然顺从了分班，但每次考试前，总会挑衅苏明，“老师，这次考好之后，我能自己选到哪一个班去吗？”
还有些学生明面上顺从，但背地里做了很多功课。
苏明后来从同事口中听说，她班里的一个学生，为了调回原来的班级，宁愿从重点班转到普通班，甚至为此找年级主任下跪。但年级主任说，不能再开这个口子。还有一群学生，为了回原班，联合起来找到年级主任。后者承诺，只要你们考进了前50就可以。
苏明心里捏了把汗，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刚分班后的学生往往很难管理，“原住民”和外来的同学矛盾不断。有的老师也会更偏爱自己熟悉的学生，上课、排位置都会优先照顾。新同学对此充满怨气。
苏明几次提到“凝聚力”。“班级凝聚力形成后，一切都会变得顺利。”她说，但分班粉碎了这一切。学生们没有了班级归属感，也没有了集体的概念，没人愿意当班委，也没人想为班级的清洁负责。学校每周搞流动红旗制度，以前，学生们会自发努力，想要替班里争个流动红旗回来，“现在有这种想法的只有老师一个人，学生根本不在乎。”
但即便班里有矛盾也是暂时的，如此密集的打乱重组只会导致老师不断教到新的学生，学生不断认识新的同学，“原始”“外来”已经无从定义。
又一次分班后，学生们变得麻木。他们逐渐不再投入感情，毕竟一切都是流动的，一个学期下来，可能连自己班的同学都认不全。
之前每到教师节，苏明和同事还会收到学生送的贺卡，现在已经很少了。学生们不奢求老师能陪自己多久——或出于更现实的考量，或出于一种保护心态，他们自动变成人机模式。
苏明明显感觉到，学生们开始用一种更娱乐的方式消解分班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比如猜测下学期的班级构成。而她所能做的，是在每次排座位时尽量照顾到所有学生，因为他们总是很排斥和陌生的同学坐到一起。
只有少部分重点班的学生会在意分班。驱动他们的，很少是对成绩本身的渴望，更多是出于不愿离开已经熟悉的环境和同伴——他们好不容易才适应了这个班。苏明观察到，随着成绩格局逐渐固化，分班到后期其实已难带来显着改变，“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可学校似乎找不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只能任由这套机制继续运转。
苏明也想过，如果让自己找一个更好的方案去提升学生成绩，除了分班，她似乎也想不到更多。她还记得分班前，自己带的那个班——好坏参半，苏明觉得，那种情况对学习自觉的学生来说其实挺痛苦的。一次，她从某个班级门口路过，里面正放着英语听力，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讲话，完全听不到音频声，个别几个想学习的孩子，只能把耳朵堵起来背单词。
“换作是我，也顶多是在分班前把人文关怀做足一点儿，尽量不对学生造成断崖式伤害。”
过线率
在县里，这种频繁分班的高中不在少数。
“除了最好的两所中学，其他都这样。”苏明告诉我，她所在的学校分班频率算低的，“我的一个朋友说，他们一个学期分了四次班。”通过分班来激化学生竞争意识的策略，是他们这种生源较差的高中为了“过线率”的保命手段。
这种分班颇具实验气质。分班的依据、频率随时调整，没有确定的流程，唯一恒定的标准是考试成绩。针对较差的生源，这种策略更像是一种纯折磨。至少在苏明看来，这对大部分学生是没有激励作用的。
校领导之所以要求过线率，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排名和声誉——过线的学生越多，之后的生源就会越好。但苏明觉得，这种期望本身就近乎悖论，“你一直拿到的就是最差的生源，怎么可能在高考的时候突然超过那些从一开始就领先的学校呢？”
分管校长也说过，现在的制度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按照这些学生的入学成绩，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但是没办法，别的学校都在卷。
“卷”的压力，渗透到管理的每一个缝隙。例如，学校不允许学生在早自习开始前和结束后的十分钟内上厕所。之所以有这个规定，是因为曾有班主任一整节早自习找不到人，最后发现男生在厕所里睡着了。
厕所隔间没有门，同样是这种管控逻辑的延伸。苏明一度觉得不适，但后来也想通了：有门反而更麻烦，之前有学生躲在里面抽烟——学生们大多没钱，常常三五人分吸一根烟。如果厕所有了门，倒是保护了学生们的隐私，但是会加大管理难度。
比起学生，老师们更容易进入竞争状态。
入校时，学校领导按照中考成绩对学生进行了S形分组，比如a组有第一名和第三名，那b组就有第二名和第四名。所有老师和校领导也自动被划分为两个阵营，每次考试都是一场比赛。
苏明所在的b组隐约觉得这个S形分组并不那么公平，因为没有一次考试他们赢过。
到最后，b组的分管领导偷偷告诉打印店老板，让把a组的资料都给他留一份。期末考试时，为了防止a组用同样手段拿到b组的卷子，领导让打印店老板把卷子开头的“高一年级期末考试”改成了“高二”。
两个组的老师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各自为营，基本不在一起吃饭聊天。每到期中、期末考试有同学请假，年级主任只会问一个问题，他/她成绩好吗？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过线率？
除了分班，这所县中还常用另外两种手段提升升学率——学外语和学艺术，也就是领导常说的“两条腿走路”。
纪录片《高考》影像资料截图。
苏明的大部分学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九年义务教育。尤其是英语，相当于小学水平直面高中英语，有些人连“get”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学校因此鼓励他们选择俄语或日语——这对学生来说难度更小，因为是从头教起。而学校也会集体动员，宣传这些语种的好处。简单来说，选了除英语之外的语种，就能进重点班。
接下来是文理分科。虽然已经实施新高考政策，但是文科、理科的叫法依然通用。在这所学校，只要选了物理，就能被称为“理科生”。而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有资格选择理科，所以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理科班。
纯“物理化”的组合是不存在的，一是因为师资不够，二是为了通过排列组合避开高分考生——物理化由于聚集了高分考生，分数线水涨船高。而对文科生，却仅有“政史地”的选择。
我问苏明，难道文科生不用避开高分段考生吗？苏明说，他们到最后都会成为艺术生。
这一策略的具体操作是：高一频繁分班后，学校将有望凭文化课考上大学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其余班级则几乎全部定位为艺术生的储备力量。进入高二，便会大规模动员学生转向艺术专业。
导致的结果是，一所500人的高中，其中400人是艺术生。
用苏明的话说，这是一种“打包出售”——学校和艺考机构合作，薄利多销。比如美术培训机构，如果在外面招生，可能只能收到一二十个学生，但和学校合作，一口气就能收到一两百个学生，并且还不要求考名校，只是要过线。
老师们在办公室偶尔聊天时也会说起，一个学生如果既学俄语又学艺术，上的还是民办三本，你说他以后能去干什么？批量制造出一些勉强过线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朋友
频繁分班与过线率的双重压力下，一种曾经在校园里非常流行的说法——“x班的某某”，彻底失去了意义。毕竟在这所学校，“上周还在一班，下周可能就去十八班”。
对学生们来说，班级的划分只有两种，好班和差班。于是所有人变成了二元归属，只有差班的某某和好班的某某。
小诗开学上高二。她原本在好班，一次考试失误，所在的班被整体降为差班，绩优生被抽走。小诗得到消息时崩溃了，感觉自己成了“废人”。她打电话给父母，说不想读书了。
作为“原住民”，她一时无法适应差班的环境——周围的同学不学习，也看不惯她学习，说她是“卷王”。她总觉得自己和新来的同学之间隔着一道可悲的墙，听到那些人抱怨这个班有多不好，对原班级有着深厚感情的她一下子哭了出来。
和新同学的隔膜随着相处时间的变长，慢慢减少。但小诗已经没有兴趣去认识这些新同学了，对于交到朋友则更是不抱任何希望，她只求不要和别人起冲突。而她更迫切的诉求是，争取在下一次分班时去更好的班级。
崔敬则根本没有朋友，他是典型的差生，却很受老师喜欢，“聪明但不爱学习”是大多数老师对他的印象。崔敬总觉得同学“虚伪”，“一帮子low货”——用他的话说，成绩差的没脑子，一天到晚只知道玩手机打游戏；成绩好的像木头，走在路上打招呼都不理。他一有空就去办公室找老师玩，整个办公室的老师“都被他拿下了”。
但在这种环境中不被影响是很难的，尽管他说自己不在乎学习，然而见到好班的同学，也会觉得低人一等。
频繁分班，让很多学生没有安全感。江瑜 摄
上学期崔敬退学了，因为他想不明白学习的意义，觉得自己不适合学习，也不适应频繁分班。他也想过，如果不分班的话，也许会交到几个好朋友，学校的生活也不至于那么无趣。
退学前，崔敬只经历了两次分班，但他始终无法适应。不断和新的人认识，意味着需要不断社交，这让他没有安全感。即使到不了发展友谊的地步，他也觉得熟悉的人更好，尤其是舍友。他很怕随机“刷”到不爱干净的舍友，而且突然之间“和一堆陌生人在一个屋子里”，让他感觉很怪。
“他们太理想化了。”崔敬揣测学校分班的意图，可能是想让学生鼓足干劲回到原来的班。但分班意味着重新的排列组合，就算再怎么学，也不可能回到一开始的原班人马。
退学后，班上的同学发来消息，“你真的不上了？”他说真的。
同学说，别呀，我们会想你的。
崔敬回复，想我干吗？我们是什么很好的朋友吗？
对周围人的不信任成了这群高中生共同的底色。
小诗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原本的班级，也不敢当学习委员，害怕被“蛐蛐”成绩差。崔敬作为外来者，总觉得自己破坏了原本班级的和谐。他一度被任命为班长，但他不敢管同学，怕被人在背后骂。他总感觉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他，时常担心自己是不是烦到了其他人。
朋友的问题，苏明思考过。她觉得他们没有朋友的原因，是不想认识，也没机会认识。她时常想起自己高中阶段，学校会组织很多集体活动，比如合唱或者朗诵。但现在这种活动很少，即便有，也只是几个人参赛。
除了那些帅得很突出、美得很突出或者成绩很突出的学生，会被更多人看到外，绝大多数人只是沉默着，和固定的几个朋友玩，组成一起吃饭的搭子。
我问过苏明，有没有特别适应分班的孩子？
她说有。有个孩子觉得分班特别好，没分够，因为班级里有些“坏分子”还没被清除出去，不利于学习氛围，最好全班都是绩优生。
她顿了一下又说，这孩子不会跟你聊的，他拒绝一切无效社交，聊天浪费他的学习时间。
而我想找的就是这样一个模范学生。我想知道一个符合学校各种标准，被这些规则培养出来的孩子长成什么样，于是从苏明口中，我勾勒出了韩智的轮廓——
他从不和同学闲聊，也从不出去玩。几乎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之前有几个相熟的同学对他的评价是，素质有待提高。韩智说过，自己根本没有和别人深交的欲望，浪费时间也浪费感情，集体活动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负累，他觉得太没意义了。他甚至会逃避大扫除之类的劳动。他觉得周围人都是不可信的，私下里，他告诉苏明，比起同学甚至更信任她。他似乎和所有人都能相处得不错，但没有人能对他有进一步了解。
苏明对他的了解也有限。除了日常少有的接触外，她只知道韩智的目标是考上985、211，并不是某所具体的学校，这些数字就像串口号，从他嘴里顺了出来。
好大学，好工作
苏明记得，隔壁班有个学生问过政治老师，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老师回答，你先考上大学再说。
好像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变成了同一个——先考上大学再说。
然而这是一所没有几个人能考上大学的高中。所以学生们更加迫切地想要知道，考大学是为了什么？找好工作吗？考不上怎么办？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没有答案。
比起朋友，小诗更在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她经常在网上刷到，很多研究生、本科生都找不到工作。“这个社会上马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她开始焦虑，更何况像她一样成绩一般的、这个学校毕业的人。她为此焦虑到三节课都写不进去作业。
你以后想干什么——这是她和很多同学对话的开场白。
能回答上来的没有几个。小诗觉得，以自己的成绩很可能考不上本科，即便考上了，出来也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
你都知道哪些工作？我问小诗。
她掰着手指头数，公务员、老师、医生，还有摆摊儿的。这都是她肉眼可及的工作，学校的老师不会告诉他们还有哪些看不见的职业。苏明偷偷告诉我，其实这群孩子还知道一个职业，就是网红，他们学校已经出过好几个小网红了。
小诗成绩其实还不错。最近一次分班中，她进了好班。这让她稍微多了些信心。
她想着，也许可以先考个“好一点儿”的大学，尽量不要走单招。至于哪所大学、什么专业，她都没要求。因为老师和家长只是让他们考大学，没说具体考什么专业，以后干什么。
我问小诗，对于大学的想象是什么。小诗说，非常美好——可以带手机、点外卖、不用早起。朋友依然不在考虑的范围内，因为大学同学来自天南海北，难有共同语言。再加上她看过很多涉及大学宿舍矛盾的短视频，对于交到好朋友不抱任何希望。
崔敬则还是笃定地认为自己不适合学习。他在初三那年就想过，学这些东西，以后真的用得到吗？万一考不上高中，上完职高出来，又有什么用？在他看来，学校里学的东西，只有考了“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才能用得上。而他一开始就不在这个赛道里。
在高中，崔敬不想学习，但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老师劝他不要退学，实在不行就休学，到时候来考试就行了，“在学校里待着不好吗？玩儿也行，谈恋爱也行啊。”
崔敬拒绝了，说没意思。他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还讲学习是唯一出路，太滞后了。退学后，他尝试了许多职业，当过HR、保安，还在烧烤店、咖啡店和甜品店打过工。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的场景。
那段时间，他切身感受到学历贬值了。做HR期间，他手里过了不知多少本科毕业生的简历——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决定他们能否通过面试的，却是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未成年人。
当然，崔敬也很快因为未满18岁而被开除了。
崔敬觉得，在这所县中，根本没有人真的相信学校说的，如果不学习就会怎样，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学。小诗也意识到，其实很多同学完全不焦虑，因为他们已经想好毕业后进哪个厂了。
作为老师，苏明会困惑，尤其是面对这群不爱学习的学生。究竟要怎么备课？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愿意听，但不认真去教，又会面临绩效考核的压力。
苏明其实很认同校领导说的那句话，“得给他们找点事做，不然他们就会自己找事情做”。可现实是，并没有人真正为他们组织什么活动——学校里只有名头上的社团，因为要申请评奖，但没有任何社团活动，没有集体项目，甚至连运动会的颁奖仪式都被省略。整个校园管理显得如此混乱，许多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始，又不了了之地结束。
她只能一再告诉学生，社会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事情无法实现，但不要选择放弃。
梦想
小诗向我描述过她的职业规划：她原本想在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学跳舞，高二做艺术生，以后当舞蹈老师。因为小时候学过跳舞，她觉得自己还算有点天分。但最近一次，妈妈带她去了艺考机构，老师说，孩子太久没跳舞了，艺考够呛。
当被问及是否还会继续坚持，小诗沉默了一会儿，“我现在17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已经没办法像小时候那样，别人说我不行，还偏要证明自己可以。”
她停顿了一下，又补充，如果我连找工作都困难的话，那更别说不切实际的畅想了。
她用“不切实际的畅想”来代替更常用的“梦想”一词。对她来说，“梦想”太过奢侈，甚至羞于启齿，说出来幼稚又可笑。
这种认知从初二就开始了。小诗记得，当她对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感知后，也就有了“自知之明”，“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同样的小县城，我的梦想根本实现不了。”
如果成绩很好的话，配有梦想吗？她想了想说，那是可以有的。
小诗有个成绩很好的朋友，也是唯一能回答出来“以后想干什么”的人，她说自己想当公务员。对于朋友的梦想，小诗并不意外，“估计成绩好的理科生一半都想考公务员。”
为什么是理科生？我很奇怪。
“公务员不都是理科生吗？”小诗也诧异了。从来没有人告诉她公务员是文科还是理科考的，但既然别人都说这是好职业，她就下意识地认为好职业只属于理科生。
比起梦想，崔敬更喜欢用“目标”这个词。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有梦想，一种是穷鬼，一种是成绩好的——前者纯粹是穷疯了，后者的梦想是“考清华北大”。
崔敬不知道成绩差的人可以有什么样的梦想。
他向我抱怨，说曾经和爸妈提起过想当保安，他们说，你要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然后当个好保安；说想当兵，他们说，那你也要好好学习考上个本科再去当兵；说想当消防员，他们就说，凭什么你觉得你会被选上呢？“我就奇了怪了，我这么差的成绩为什么他们相信我能考上大学，不相信我能当消防员呢？”
这让他产生了条件反射，所有梦想都必须经过考大学实现，于是他成了只有目标没有梦想的人。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五计划”——五年之内，要去三个城市打工，为后续的创业目标打下基础。
隔壁班有个“梦想墙”，苏明去参观过。“很恐怖”，她说，所有学生的梦想都是“分数+院校”。整个学校里最鼓励学生空想、幻想、梦想的，是作风老派的年级主任，他如同打了鸡血一般鼓励所有有志于考985、211的同学，告诉他们，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但苏明和同事们都知道，这所学校裸分能达到的巅峰，就是双非院校。其实年级主任比他们心里更清楚，985、211是不可能的。
但那一刻，他只能当一个造梦家。-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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