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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10 | 来源: 海边的西塞罗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当然，你可以说管仲“胸怀天下”、“有大局观”，出了这个主意，得了齐桓公赏识之后，他就不用经商了，一步跨入统治阶层，谁还去管那个？
可是马有失蹄、人有失手，君恩有隆厚的时候，就也有衰减的时候，管仲的法家后辈商鞅，吭哧吭哧给秦国定了那么一套严刑峻法，最后不就落到一个逃亡投宿都没人敢收留，作法自毙、五马分尸的下场么？
指望君王的恩庇与特权生活，哪有自己安安心心劳动、做生意，财产能神圣不可侵犯，花自己挣来的钱安心妥当？
所以我读先秦时代这些法家谋士故事，总觉得他们有一种大愚若智、外加精神分裂的神经病气质。
这种矛盾的观感，就像你观察今天网上某些人，平素义愤填膺的叫喊，收复那啥啥、打谁谁，我捐一年的工资！甚至我捐一条命。还深谋远虑的给你摆事实讲道理，大河满了小河才能满，撕碎西方对咱的包围网，我们才能实现全民富裕，到时候“骑在洋人头上拉屎”，对咱们所有中国人都有利啊！
勇是挺勇，慷慨是挺慷慨，深谋远虑是挺深谋远虑。可是现实中，换另一个场景，看到那些弱势群体受到欺辱，看到社会不公现象，你让他们挺身而出，甚至哪怕就是微信转个朋友圈，帮着呼吁一下？他们却又立刻化身犬儒主义者，哎呀，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把自己小确幸的日子过好就行了。他人受难关我鸟事？食品安全眼不见为净。
这种人，你说他们是勇敢还是畏葸，是慷慨还是吝啬，是智慧还是愚蠢呢？
在我看来，这些人倒真不愧都是管仲和商鞅的子孙，在大愚若智、精神分裂的道路上闭目狂奔着。只不过龙种产下了跳蚤，管仲、商鞅的法子甭管怎么作法自毙，是真的对君主有利的。这些人的论说，则除了听上去慷慨激昂，于己于国都无一好处了。
当然，他们仍喜欢说自己有“大局观”，连平时看个电视剧都喜欢的幻想自己是帝王，或者至少是国师——哎呀，这帮刁民不管不行啊，什么康熙雍正乾隆，还是太仁慈！人杀少了。
是的，你会发现罹患这种“大局观”病的人，在中国真的挺多的，于今未得痊愈。
那我们不妨就从管仲的故事出发，分析一下，我们的国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怎样罹患这种“大局观”病的呢？
前文说了，管仲这个人的出身，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非常特别——他是一个商人。齐国内乱，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齐桓公）争储，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一个主公，并约定好了只要一方事成，就举荐另一方也成为上卿。
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获得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中国商人早在那个时代就懂得“分散投资”“风险对冲”这件事了，管鲍两个人本质上其实是合伙人，他们的政治投机行为用这种约定达到了稳赚不赔，公子纠和小白相比之下反而成了为他们的利益拼上性命的傻帽。
第二，从管仲和鲍叔牙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中国商人特有的强烈的“从政欲”。
商人从政这个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并不鲜见，比如中世纪的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商贸城市的商人会趁着帝国或者诸侯出现财政危机的时候，主动向君主提供资金，用于“赎买”自己城市的自治权，赎权之后这些商人则会通过竞选成为城市的市长或者议员。汉堡、法兰克福、不莱梅等许多“自由城市”，最早就是建立的。与该手法大同小异的商人赎权在同时代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屡见不鲜。
议会、大学、股票交易所……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这波商人从统治者手中赎买城市的自由权之后才逐步成为可能的。-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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