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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10 | 来源: 海边的西塞罗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但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古代欧洲的商人赎权与古代中国管仲式的商人从政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像管仲这样的人他们并不为本阶层做长远的考虑，在自己投机成功、一脚踏入政坛之后，管仲们就不再为本阶层、甚至广泛意义上的“民”说话。
如你所见，管仲给齐桓公出的主意，就是要“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换句话说就是要掠夺富裕者的财产，还要断绝他们致富的手段——虽然最初的手段有待提高，但这在思想上就是一个要转手致自己所出身的阶层于死地的绝户计。这跟欧洲商人愿意不断的签订契约、花钱从君王手里一点点赎买权利、提高商业地位是决然不同的。
而管仲之后，古代中国商人阶层中的精英似乎就染上了这种自己一上岸，就“把海水弄干了，从一个黑暗森林奔向另一个黑暗森林”的奇特癖好。
比如汉武帝时代着名的“能相”桑弘羊，武帝时代几乎所有对民间竭泽而渔、榨干国力的政策，几乎都是在桑公羊的参与下制定的，什么算缗令、告缗令、盐铁官营等等，导致“天下富户率破之”——有点钱的商人基本都被搞破产了，从武帝之后，有钱地主们即便能从田地里获得多余的收获，也宁可立刻吃喝花掉、或者继续扩大田产，商业衰落和土地兼并同时发生。桑公羊不仅搞亡了商人这个阶层，还让汉代由盛转衰。
即便如此，在汉武帝死后举行的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依然梗着脖子为这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辩护。
当然，饶是桑弘羊巧舌如簧，他也最终没有躲过杀身之祸，他很快因为跟大将军霍光争权而被满门抄斩，也落了一个商鞅式的兔死狗烹的下场。
但你知道么，恰恰是这个最为彻底的聚敛之臣，桑公羊自己的出身却恰恰是一个商人家庭，童年时是因为会帮家里的生意算账而被选拔进朝廷的。
所以古代中国朝廷里不是没有商人的代表，恰恰相反，至少在科举选拔体系完全成型之前，商人很多，官位很重。
但就像入朝的知识分子总在想着怎样帮帝王牢笼士人一样，这些商人也没有遏制古代中国重农抑商、利出一孔、越来越精密的压抑和盘剥商业的趋势，恰恰相反，从管仲到桑公羊，他们在一步步的帮君王加强、完善这套体系。
王小波先生说过，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与愚蠢，就是打造关押自己的牢笼。我觉得王小波对知识分子太苛刻了，你看精明如商人，到头来不也一样？
管仲和桑弘羊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干？这个事情可能能从另一个商人政治家吕不韦和他老爹那番对话里获得启示——吕不韦在决定投资秦始皇他爹嬴异人这个“奇货”之前，曾经问他父亲：
归而谓父曰：“耕田（农业）之利几倍？”曰：“十倍。”
“珠玉（商业）之赢几倍？”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从吕不韦这个对话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商人之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插手和干预政治根本原因，其实还是政治的暴利性——
欧洲中世纪的大商人之所以热衷于与国王订立契约，赎买自由城市，自己继续做商人，根本原因是商业在当时欧洲就是最挣钱的行当——甚至比作为封建领主更加获利巨大，否则领主们也不会为了十字军东征、公主嫁妆这种事问商人们借钱。
而与之相比，中国古代商人从管仲时代起，?参与政治的最终目的则是抛弃自身商人身份，向“其利无数”的真正暴利行业——获得权力进行涌动。而为了达成这种蜕变，从管仲、商鞅、韩非、李斯到桑弘羊，都不惜损害甚至断绝自己原属阶层的生路——管仲教导齐桓公“塞民之羡”，桑弘羊算缗告缗，都是向商人宣战。而出身知识分子（士人）的商鞅、韩非、李斯，则污蔑知识分子为五蠹、要求主上焚书、愚民，则是力求要断绝知识拥有者的生路。两者的思路其实异曲同工，都反映了一种自己活就不让别人活，万民死亡和奴役我不管，只要我能削尖了脑袋往最暴利的权力中心拱的急迫。-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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