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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10 | 來源: 海邊的西塞羅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但對比之後我們會發現，古代歐洲的商人贖權與古代中國管仲式的商人從政有壹個本質的不同，那就是像管仲這樣的人他們並不為本階層做長遠的考慮，在自己投機成功、壹腳踏入政壇之後，管仲們就不再為本階層、甚至廣泛意義上的“民”說話。
如你所見，管仲給齊桓公出的主意，就是要“塞民之羨，隘其利途”。換句話說就是要掠奪富裕者的財產，還要斷絕他們致富的手段——雖然最初的手段有待提高，但這在思想上就是壹個要轉手致自己所出身的階層於死地的絕戶計。這跟歐洲商人願意不斷的簽訂契約、花錢從君王手裡壹點點贖買權利、提高商業地位是決然不同的。
而管仲之後，古代中國商人階層中的精英似乎就染上了這種自己壹上岸，就“把海水弄幹了，從壹個黑暗森林奔向另壹個黑暗森林”的奇特癖好。
比如漢武帝時代著名的“能相”桑弘羊，武帝時代幾乎所有對民間竭澤而漁、榨幹國力的政策，幾乎都是在桑公羊的參與下制定的，什麼算緡令、告緡令、鹽鐵官營等等，導致“天下富戶率破之”——有點錢的商人基本都被搞破產了，從武帝之後，有錢地主們即便能從田地裡獲得多余的收獲，也寧可立刻吃喝花掉、或者繼續擴大田產，商業衰落和土地兼並同時發生。桑公羊不僅搞亡了商人這個階層，還讓漢代由盛轉衰。
即便如此，在漢武帝死後舉行的西漢鹽鐵會議上，桑弘羊依然梗著脖子為這套竭澤而漁的政策辯護。
當然，饒是桑弘羊巧舌如簧，他也最終沒有躲過殺身之禍，他很快因為跟大將軍霍光爭權而被滿門抄斬，也落了壹個商鞅式的兔死狗烹的下場。
但你知道麼，恰恰是這個最為徹底的聚斂之臣，桑公羊自己的出身卻恰恰是壹個商人家庭，童年時是因為會幫家裡的生意算賬而被選拔進朝廷的。
所以古代中國朝廷裡不是沒有商人的代表，恰恰相反，至少在科舉選拔體系完全成型之前，商人很多，官位很重。
但就像入朝的知識分子總在想著怎樣幫帝王牢籠士人壹樣，這些商人也沒有遏制古代中國重農抑商、利出壹孔、越來越精密的壓抑和盤剝商業的趨勢，恰恰相反，從管仲到桑公羊，他們在壹步步的幫君王加強、完善這套體系。
王小波先生說過，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與愚蠢，就是打造關押自己的牢籠。我覺得王小波對知識分子太苛刻了，你看精明如商人，到頭來不也壹樣？
管仲和桑弘羊們到底為什麼這麼幹？這個事情可能能從另壹個商人政治家呂不韋和他老爹那番對話裡獲得啟示——呂不韋在決定投資秦始皇他爹嬴異人這個“奇貨”之前，曾經問他父親：
歸而謂父曰：“耕田（農業）之利幾倍？”曰：“拾倍。”
“珠玉（商業）之贏幾倍？”曰：“百倍。”
“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從呂不韋這個對話裡，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國商人之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插手和幹預政治根本原因，其實還是政治的暴利性——
歐洲中世紀的大商人之所以熱衷於與國王訂立契約，贖買自由城市，自己繼續做商人，根本原因是商業在當時歐洲就是最掙錢的行當——甚至比作為封建領主更加獲利巨大，否則領主們也不會為了拾字軍東征、公主嫁妝這種事問商人們借錢。
而與之相比，中國古代商人從管仲時代起，?參與政治的最終目的則是拋棄自身商人身份，向“其利無數”的真正暴利行業——獲得權力進行湧動。而為了達成這種蛻變，從管仲、商鞅、韓非、李斯到桑弘羊，都不惜損害甚至斷絕自己原屬階層的生路——管仲教導齊桓公“塞民之羨”，桑弘羊算緡告緡，都是向商人宣戰。而出身知識分子（士人）的商鞅、韓非、李斯，則污蔑知識分子為伍蠹、要求主上焚書、愚民，則是力求要斷絕知識擁有者的生路。兩者的思路其實異曲同工，都反映了壹種自己活就不讓別人活，萬民死亡和奴役我不管，只要我能削尖了腦袋往最暴利的權力中心拱的急迫。-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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