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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10 | 來源: 紐約時報中文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紐約新聞 | 字體: 小 中 大
美國面臨壹個在多數關鍵實力維度上都具備更大規模優勢的競爭對手——中國，這在美國現代歷史上是第壹次。而僅憑美國自身的國力可能不足以應對這壹挑戰。
我們正步入壹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裡，衡量美國主導地位的真正標准將在於華盛頓能否建立我們所謂的同盟規模，即與其他國家在經濟、科技和軍事領域協同合作，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競爭的能力。
川普總統的舉措卻似乎背道而馳。他以關稅為核心的單邊外交策略疏遠了盟友，並為北京構建自己的聯盟體系留下了空間。
近期對印度征收高額關稅便是例證：在過去30年裡，美國壹直在拉攏印度，將其作為制衡中國的地緣政治力量。
但關稅措施出台後，上周印度莫迪總理柒年來首次訪華，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壹致同意化解近年來的緊張關系，以伙伴而非競爭者的關系進行合作。
川普正在玩火。
在整個20世紀，美國壹直在生產與創新上領先德國、日本和蘇聯。但中國與這些國家不同。在戰略競爭最重要的指標上，中國已經超越了美國。
中國經濟雖然在放緩，但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其規模仍比美國大近30%。中國的制造產能是美國的兩倍，生產的汽車、船舶、鋼鐵和太陽能電池板遠遠超過美國，全世界70%以上的電池、電動汽車和關鍵礦物都是中國生產的。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國的有效專利和高被引論文數量均超過美國。在軍事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艦隊，造船能力估計是美國的230倍以上，並正在迅速確立自己在高超音速武器、無人機和量子通信領域的領先地位。
中國有自己的問題，比如人口萎縮和老齡化、工業產能過剩、政府財政不穩定和債務高企。但任何嚴肅的美國對華戰略都必須考慮到那句冷戰格言——“數量本身就是壹種質量。”
大國的興衰往往取決於規模——決定國家強盛的體量、資源和能力。壹旦各國的經濟生產率達到相似水平，人口更多、幅員更大的國家最終會領先。當美國和俄羅斯等大國迎頭趕上時，英國在工業革命中的先發優勢就消失了。在20世紀，美國讓敵人敬畏：希特勒稱美國是壹個“擁有難以想象的生產能力的大國”，偷襲珍珠港的策劃者、海軍大將山本伍拾六曾承認，他只能在太平洋上放肆壹時，不久後美國工業就將壓倒日本。
如今，這種令人生畏的規模屬於中國。而美國最大的希望在於通過聯盟最大化自身實力。這意味著不再將美國的盟友視為我們保護下的依附者，而是作為合作伙伴，通過共享市場、技術、軍事能力和工業能力，共同建設力量。對美國復興的投資是必要的，但僅靠投資本身是不夠的。
單獨來看，美國在許多重要指標上都比不上中國。但加上歐洲、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加拿大、墨西哥、台灣和其他經濟體，中國就遠不能匹敵。經過購買力平價調整後，這個聯盟的GDP將是中國的兩倍以上，軍費開支是中國的兩倍以上，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占全球制造業的壹半，而中國只占叁分之壹。這個聯盟將擁有更深厚的人才庫，創造更多的專利和高被引研究，並擁有壹定程度的市場力量，可以阻止中國的脅迫。聯盟的規模將贏得未來。
在各項關鍵指標上，美國需要盟友和伙伴才能超越中國。數據來源：世界銀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民經濟核算、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cimago期刊與國家排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自然》雜志 • 注：盟友與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日本、韓國、墨西哥、新西蘭、歐盟、英國及台灣地區。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數據考慮了當地價格差異，使各國軍費支出具有可比性。軍事支出按GDP占比進行購買力平價調整。中國軍事支出數據源自弗雷沃等人2024年研究。所有數據反映2024年數值，數字經過取整。
這樣做目的不是遏制中國——這個目標根本不可能實現——而是平衡中國。只有通過伙伴關系，我們才能保護我們共同的工業基礎、技術優勢和威懾中國的能力。
拜登政府傾向於通過說服贏得他國支持。它幫助建立了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提升了由美印日澳組成的所謂肆方集團的地位，以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與澳大利亞和英國達成核潛艇協議；並達成了新的出口管制和貿易安排。
川普並非完全排斥這種做法。在第壹個任期內，他推行了中東地區的《亞伯拉罕協定》等倡議，簽署了美墨加貿易協定，也是他率先恢復了此前處於休眠狀態的肆方會談。但他通常更傾向於雙邊脅迫手段，這會導致疏遠盟友。
這種情況再次發生了。川普的強硬策略瞄准的正是美國本應該拉近距離的經濟體。就連他與日本、韓國和歐洲的象征性貿易協議也只局限於減少雙邊貿易逆差、提高關稅收入和獲得模糊的投資承諾，而不是制衡中國。美國的盟友公開把他的做法比作“房東尋租”。美國在全球的受歡迎程度直線下降，甚至在許多國家落後於中國。
如果真的存在川普式實現同盟規模的道路，很可能依賴於更多的脅迫。這或許能迫使迫切的合作伙伴在短期內做出讓步，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做法將耗盡信任。川普尋求從盟友那裡得到更多，這並沒有錯。但他把美國寶貴的影響力浪費在了錯誤的目標上。與其滿足於貿易伙伴含糊的承諾，他更應該推動他們，在能夠激發美國再工業化的領域進行重大而具體的長期投資。與其把注意力放在瑣碎的爭端上——比如試圖向日本出售更多的美國大米——他應該敦促貿易伙伴致力於建立壹個多邊關稅和監管壁壘，保護壁壘背後國家的工業基礎不被中國的重商主義掏空。
目標已經很清晰了。如果日本和韓國兌現幫助建造美國船只的承諾，台灣在美國建造更多的半導體工廠，美國向盟友出售壹些頂尖軍事技術——且所有交易條款均優於各國給中國的條件——這既符合川普的偏好，又能成為未來交易的模板。這種雙向能力流動可以獲得兩黨的支持和我們國際伙伴的認可。這條通向同盟規模化的道路或許是可行的。
在討好北京的同時懲罰我們的朋友是行不通的。對中國減免關稅或允許其購買美國半導體，以換取購買美國商品的模糊承諾，這樣做能夠帶來短暫的好處，卻會對美國地位造成永久性損害。這可能會疏遠潛在的合作伙伴，導致他們投向中國懷抱，就像印度當前似乎正在做的那樣。
美國在全球權力格局中的獨特優勢是它的盟友和伙伴。其中許多國家擔心被拋棄，正以超乎預期的方式迎合川普。在美國的壓力下，韓國承諾對造船業進行重大投資，越南宣布將取消對美國商品的所有關稅，歐洲正在增加軍事開支。這些國家的配合程度，遠遠超過川普所討好的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
對華盛頓來說，形成同盟規模還為時不晚，即使是通過川普的脅迫方式。但是，除非總統將他的影響力轉向制衡中國的壓倒性實力這壹目標，他將讓美國變得更弱小，更孤立。
這樣壹來，下個世紀就屬於中國了，除非他們自己搞砸。
Kurt Campbell是壹位資深外交官，曾在克林頓、奧巴馬和拜登政府時期參與制定美國對亞洲政策。他擔任戰略咨詢公司亞洲集團(The Asia Group)董事長，也是該公司的共同創始人。
Rush Doshi曾任拜登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及台灣事務副高級主任。他是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也是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亞洲研究員，著有《長線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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