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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11 | 來源: 紐約時報中文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哈佛 | 字體: 小 中 大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STEPHEN GREENBLATT評論文章：川普政府通過削減數拾億美元聯邦科研與醫學研究資金對美國高校發起沖擊。這在我記憶深處喚醒了對“臥倒並掩護”(duck and cover)這個詞的記憶。這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童被反復灌輸的指令。我們從電視上聽到它，伴隨著壹個名叫伯特的聰明烏龜的畫面，壹有危險跡象，它就縮進殼裡。課堂上，老師壹聲令下，我們就得學伯特的樣子，鑽到課桌下，護住頸部。我們被告知，這些動作可以保護我們免受隨時可能到來的核襲擊。盡管只是小學生，我們多數人也隱約覺得，這些試圖躲避毀滅的舉動徒勞無用，但還是乖乖照做。面對威脅帶來的焦慮，除此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1957年10月，美國人得知蘇聯成功發射世界第壹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壹號”，焦慮急劇升溫。冷戰對手在火箭技術上的壓倒性優勢是個鮮明的證據，引發了美國異常迅速的回應。1958年，經兩黨國會投票通過，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了《國防教育法》。這是美國歷史上聯邦政府幹預教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措施之壹。這項法案——還有國家科學基金會、國立衛生研究院——讓美國成為了全球無可爭議的科技領袖。
近70年後，這壹領先地位岌岌可危，根據最新年度的“自然指數”（該指數通過頂尖科學期刊的論文貢獻量為研究機構排名），唯壹進入前拾的美國機構是哈佛大學，位列第贰，遠遠落後於中國科學院。其他機構依次為：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 浙江大學
· 北京大學
· 中國科學院大學
· 清華大學
· 南京大學
·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
· 上海交通大學
拾年前，中國科學院是唯壹躋身前拾的中國機構。如今，前拾名中有八個機構來自中國。如果這都算不上“斯普特尼克時刻”，實在難以想象還有什麼能算。
但是，如果說美國當年對“斯普特尼克事件”的回應體現了壹個國家團結起來投身科學，投資國家智力潛能的決心，如今面對中國，我們看到的卻是壹個分裂嚴重、迷失方向的美國。當下的領導人對與其政治或經濟利益相悖的科學共識漠不關心，敵視移民，還執意削弱那些承載著我們對未來的共同希望的研究型大學。如今的威脅來自內部。而除了極少數例外，美國高校的領導者所做的也不過只是“臥倒並掩護”。
《國防教育法》反映出壹種普遍共識：學校和大學不能只教學生躲在課桌底下，必須采取更多行動。國家迫切需要更多訓練有素的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航空航天工程師、電氣工程師、材料科學家，以及其他眾多STEM領域的專家。政府明白，要實現這壹點，就必須向學校和大學注入巨額資金——約10億美元，相當於如今的110多億美元。
從壹開始，政府對教育的這筆投資就帶有意識形態考量。它由恐懼驅動——對俄羅斯的恐懼、對原子彈的恐懼、對在“太空競賽”中落後的恐懼——並旨在影響課程設置。當然，這樣的意識形態並不是以蘇聯那種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方式推動——在蘇聯，特羅菲姆·李森科的遺傳學理論讓蘇聯生物學倒退了數拾年——而是通過強化全國各高校的科學院系來實現。
1962年以前，《國防教育法》資金的受助者必須簽署壹份宣誓書，聲明自己不支持任何試圖推翻美國政府的組織。然而國會中的南方種族隔離主義者擔心部分資金可能被用於推動廢除種族隔離，於是添加了壹項條款，規定該法案的任何內容都不得允許聯邦政府支配學校的課程、教學、管理或人事安排，這是由錯誤動機促成正確政策抉擇的典型時刻之壹。
這部法案還通過向有需要的申請者提供低息貸款，在推動全國高校多元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在客觀上挑戰了限制猶太裔、亞裔、黑人、波蘭裔及意大利裔等弱勢群體入學的政策。上世紀60年代初，在我本科就讀到壹半時，耶魯大學迎來新任校長，迅速推行多項改革措施，包括破除舊有的排猶風氣，並錄取更多以往可能僅僅因為姓氏而被拒之門外的學生。
這些轉變最終對我的職業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回到耶魯讀研時，《國防教育法》資助我拿到博士學位。並非政府將莎學研究與火箭科學混為壹談，而是這部法案的第肆章要求擴大大學教授的規模，將資助范圍延伸至人文與科學雙重領域。斯普特尼克衛星的發射最終也把我納入了它的軌道。
這項始於國家安全的計劃最終化作激發無限好奇心、創造力與批判思維的引擎。在美國大學的實驗室和研究機構的支持下，發明與創新源源不絕地湧現出來：互聯網、核磁共振成像、DNA重組、人類胚胎幹細胞、CRISPR基因編輯，以及使得mRNA技術得以成型的眾多研究成果（mRNA 技術為包括新冠疫苗在內的新壹代疫苗誕生打下了基礎），不壹而足；同時，我們對物質及宇宙起源的認識也取得了劃時代的突破。-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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