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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09-14 | 來源: 上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在毛死後的“撥亂反正”氣氛中，大陸學者李洪林的文章，特別是壹篇“讀書無禁區”，對我很有吸引力。 當時的氛圍似乎有點像1954 年蘇聯作家愛倫伯格 Ilya Ehrenburg 的小說《The Thaw》所描寫的“解凍”情狀。 我想，讀書無禁區，思想也應該無禁區（思無邪），言論也應該無禁區。 我不知道大陸知識分子怎麼想，我按照自己對文革的認知，在紐約《北美日報》的論壇版連續發表了肆篇“論批毛是大勢所趨”的文章。
共產黨縮手？
不久，香港的《抖擻》雙月刊來約稿，希望我寫點現代化理論、發展經濟學的東西。 我到香港旅游時，遇見了在新亞書院教書的業師徐復觀先生，他希望我的論述能夠著重指出，文革浩劫後，共產黨在哪裡縮手，哪裡就有生機。 這是他在香港近距離觀察中共動向的心得。
也是在這個時期，1980年5月29日，廖承志赴美治病後經港返國，由香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安排，新華社香港分社王匡社長作陪，同徐先生見了面。 起初兩人繞著圈子說客套話，徐先生接著表示他要向中共提出肆條意見：
（1）既然國際形勢決定了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不能對台灣動武，中共的民主法制又無進步，希望中共不要談統壹問題，以免引起彼此感情上的刺激; （2）中共黨員的人數太多，叁千八百萬人，對老百姓是壹個負擔，對共產黨也是壹個負擔，應該去掉壹半，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好得多; （3）私有制是人類文明的起源，恢復私有，讓人能夠恢復創造能力。 如果連生存權利、生存條件都受支配，社會很難進步; （4）馬列主義是外來的東西，比之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部分，後者更講得清楚，更易被中國人接受。 徐先生希望中共能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民主主義思想。 廖承志對前面叁點還唯唯諾諾，對於第肆點，他就直截了當的把“傳統文化”化約為“封建”兩字，表示無法接受。 徐先生只好壹笑置之。
如今，共產黨員人數已是九千多萬人。 雖不是全民皆黨，但共黨幹部所占比例之大，堪稱世界之最。 有些大陸經濟學者現在也公開抱怨“吃皇糧的人太多”（向松祚），“制度成本太大”（周其仁）的問題。 中共當權者則祭出不可妄議中央的警告。 這讓人想起上世紀初慈禧鼓動義和團暴亂時，上書進諫的朝廷命官立山、許景澄被斬首的理由，正是“任意妄奏”。
回到八拾年代初。 順著中共的“撥亂反正”，徐先生的建言是出於老成謀國之心，尤其是在私有制問題上，他的建言是秉承孟子所說“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的道理，反映先民的智慧。 只可惜廖承志的知識水平不足。 但徐先生要我在現代化的論說上闡明共產黨在哪裡縮手，哪裡就有生機，卻分明是壹件大工程。 共產黨壹向講求控制，全面控制是最佳狀態，連饑荒出外討飯都要公社打路條，蔣介石的下堂妻陳潔如在大躍進後的大饑荒時期逃到香港，還要周恩來特別開路條才能成行。 文革後“撥亂反正”，官方提出肆個現代化，魏京生在民主牆上貼大字報，倡議第伍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立刻就犯了禁令。 共產黨怎會縮手呢？
徐先生是老成謀國，我是台灣背景，至多只能算是陸放翁所說的“位卑不敢忘憂國”，所憂之國是共產黨占據的山河大地。 對於共產中國，我實在所知不多。 愛票戣|暮鉍派壩諂呤甏毓角祝那灼萃肀擦稚系謀鬩誦〈蚧鴰駁北Ρ矗業鬧本跏侵泄啞飯ひ抵浜螅肥悼壩恰�
共產黨員人數已是九千多萬人。 雖不是全民皆黨，但共黨幹部所占比例之大，堪稱世界之最。 （維基百科）
然而，必須承認，西方現代化理論和共產中國的現實有很大的差隔。
八拾年代初，西方學界仍然受到羅馬會社（Club of Rome）提出的《成長的局限》（The Limits to Growth） 和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E. F. Schumacher）的文集《小即是美：以人為本的經濟學研究》的流風余韻的影響，在經濟政策上倡導的是小型、適當的技術，而非“越大越好”的建設項目。 這和社會主義國家動輒追求巨無霸型建設的作風是大相徑庭的。 對於落後地區經濟發展，聯合國經濟開發部門當時倡議的是“適宜技術”或“中間技術”。 發展策略必須從現實出發，考慮到人民生活的需求是第壹要義。
可是回到歷史上看，落後國家追求發展的路徑與特征卻非如此。 出生於烏克蘭奧德薩的經濟學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henkron）1962年出版的《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反而更能幫助問題。 格申克隆曾歸納出落後國家追求工業化的六個壹般性命題，也就是：
（1）壹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它的工業化愈有可能以壹個突然的大沖刺方式開始，以相當高的制成品生產的成長比率進展;
（2）壹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它的工業化愈強調大工廠、大企業;
（3）壹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愈強調生產物質而非消費物資;
（4）壹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對人口消費水平所施加的壓力愈大;
（5）壹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特別的機構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愈大，其目的是要增加對新生工業的資本供應，此外並向它們提供較不分散和更周詳的企業指導; 壹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這些因素的強制性和全面性也愈顯著;
（6）壹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其農業愈不容易發揮任何積極作用，向正在成長的工業提供壹個不斷擴張的工業市場的有利條件，這個工業市場是以日漸提高的農業勞動的生產力為基礎的。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叁面紅旗。 （維基百科）
以俄為師，以農養工
就格申克隆揭櫫的這六個命題看來，中共伍拾年代初的經濟發展策略，走的是壹條更為極端的路徑。 當年中共“以俄為師”，發展策略完全是蘇聯模式的翻版。 正如毛澤東所言，向蘇聯“壹面倒” 是國策，所以蘇聯模式是發展的基本方針，“超英趕美”是原動力。 在這個前提下，民生需求是次要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是第壹要義。 在中共決策人眼裡，均衡發展的觀念根本是不存在的。 當時，蘇聯答應援助中共壹百伍拾六個基建項目，但資金短缺是個大問題。 在大多數人口從事農業的國家，50%以上的國民收入來自農業部門，農業自然成為資本積累計的主要來源。 這是以農養工政策的依據。
在 1953年9月中旬的政府國務會議上，梁漱溟以政協委員的身份為民請命，認為新政策的施行造成嚴重的“剪刀差”，“以農養工”的結果，“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這句話脫口而出，使得毛澤東勃然大怒，氣急敗壞的對梁漱溟展開潑婦罵街式的人身攻擊，說什麽“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 梁漱溟就是這樣壹個殺人犯，反動透頂。 壹大堆髒話。 後來在《毛選》第伍卷中關於《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記載，已經是壹個去除了髒話的版本。
為何梁漱溟的批評令毛氣急敗壞？ 因為在當時的情況，按照蘇聯模式“以農養工”，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基本國策，梁的批評等於是對基本國策的挑戰。 但毛的謾罵是不成體統的。 誣指梁是“用筆杆子殺人”，尤其不妥當。 實際上，梁漱溟不只是個儒學學者，在抗戰之前他已身體力行推行“村治”，搞鄉村建設，對農村農業問題的了解，絕不在毛之下。 而且，梁漱溟是毛的長輩。 當年毛和楊開慧住在北京丈人楊昌濟教授家時，每壹回梁漱溟教授來訪，都是毛去開大門。 毛能在北大中文系圖書館謀到壹個搬書雜役的差事，也是靠他丈人托文學院院長李大釗幫的忙。
這裡要談壹個有趣的小插曲。 在毛澤東棄世拾贰年後，梁漱溟在汪東林的“訪談記”中，居然承認自己當年為民請命時，“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威信，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火的話。” 梁漱溟的反躬自省，也許是在大陸受訪的表達范式，或是壹種儒者風范？ 但同門翟志成教授頗不以為然，他在美國《世界日報》（1988年4月5日和6日）上發表了壹封公開信： 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認錯”，祈求漱溟先生收回他的認錯。 梁漱溟也透過親屬晚輩作了答復。 兩個多月後，九伍高齡的梁漱溟就去世了。
不論是梁的擇善固執也好，毛的潑婦罵街也好，中共領導人當時要捍衛的基本國策，是容不得任何挑戰的。
然而蘇聯模式應用於1950年代初的中國，卻是困難重重的。 當時蘇援不多，很大部分還是用貸款的方式。 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FDI（外來直接投資），中共又視歐美為天敵。。 薛暮橋後來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壹書中，直率的承認 “為著優先發展重工業，不能不在壹定的程度上影響農民的生活和農業生產的發展。” 身為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進壹步幫助，當時的情況是，重工業建設需要的大量資金，主要來自農民，因為那時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只占百分之八，不可能提供多少積累。 輕工業表面上提供的積累比較多，但是它的原材料主要來自農業，它的積累有相當大壹部分是廉價買進生產原料，再向農民高價賣出成品（例如紡織業），通過不等價交換從農業轉移過來的。 農民提供的農業稅數量不很多，但通過不等價交換所提供的積累比農業稅多幾倍。 更加嚴重的是，由於工業生產發展很快，城市人口增加很多，糧食、棉布和副食品的供應開始發生困難。 為著保證城市供應，國家不能不實行糧食、棉布的征購、統購，後來又加上肉、蛋等副食品的派購，並實行糧食、棉布和某些副食品的定量供應。 征購、統購、派購限制了農民自己的消費。 征購糧食過多，農民口糧減少，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這段簡單明白的鋪陳，就是梁漱溟所說的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的最佳注腳。
蘇聯模式的困境
因此，從發展策略的角度來看，我的認知是，追溯問題的源頭，首先就必須批判蘇聯模式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原先關於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公式，事實上只是在假定資本主義社會各個不同部門之間的產品是按比例進行分配的前提下，幫助實現再生產的條件，這裡並未涉及”優先性“的問題。 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品的生產這兩個部類的增長速度，在馬克思的公式中，並未確定有任何規律性，所以也導不出“優先”增長哪壹個部類的含義。 實現擴大再生產，列寧在論所謂市場問題壹文中，也承認從馬克思的公式根本不能得出第壹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比第贰部類（消費品的生產}占優勢的結論。 當然，納入技術因素有可能改變兩者的對比關系，但特定時期的現象能否說成規律也成問題。
如果從資本有機構成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的目的是利潤，因而消費無可避免地落後於生產。 若說這是資本主會制度下的擴大再生產的特征，則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與消費是否應有另壹種對比關系？ 兩個部類以同等速度增長，或第贰部類較快增長，似乎才是擴大再生產的“合理”基礎？ 可是斯大林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就是在他所謂“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前提下，把生產資料生產“較快”增長的概念，轉換為“優先”增長的概念，甚至認為蘇共黨內主張延緩重工業發展，加快輕工業發展的論點是“自殺”，是 “破壞我國全部工業，連輕工業在內。” 因而就樹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以及為了以農養工而制定的農業集體化方針。
斯大林所謂制度變革的手段就是由國家控制貿易，由國家供銷機構取代部分的市場，以至於由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與日俱增的控制生產，使農民不能不出售余量，不能不從事商品糧食的生產，不能不進行不等價交換。 農業集體化，按斯大林的意旨，就是要農民乖乖交出貢款來。
這個斯大林牌的蘇聯發展模式，毛澤東是照單全收，奉為圭臬的。 斯大林所謂“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說法，令毛見獵心喜，這正是他所要的。
記得贰次大戰的新聞畫報中，有壹張圖片令我印象深刻。 那是德國軍隊攻入蘇聯，集體農場裡的農民沖出鐵欄，張開雙臂，熱烈歡呼的場景。 在他們眼裡，德國部隊是來解放他們的。 對他們來說，集體農場是他們的夢魘。
土改後的中國農村與蘇聯農村有相似之處嗎？ 不消說，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有差別，農業勞動在開放空間，受自然條件的影響。 這方面兩者是相同的。 但差別在於蘇聯式的大規模生產單位有“規模經濟”的優點（如支持生產的活動），也有“規模不經濟”的缺點（直接生產方面的的組織管理問題），何況還有地理條件的差異，能不考慮因地制宜的必要嗎？ 能夠盲目強調大規模生產單位的優越性？
事實上，蘇聯第壹個伍年計劃在農業全面集體化後糧產的減少，就是壹個警訊。
中共第壹個伍年計劃的資源分配，在工業上的投資占投資總額的48%，而在工業部門中，85%以上的投資額分配到重工業，農業投資在總投資額中只占8%。 重工輕農的程度比起蘇聯第壹個伍年計劃時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問題是，當時中國農業生產的水平要比贰拾年代的蘇聯更加落後，按人口計算的糧食占有量只有蘇聯的壹半，可是人口/土地的比率卻高得多。 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生活最苦，為抽取農業剩余的嚴苛作法，使得農民經年累計處於饑餓或半饑餓狀態。 比較起來，城市居民和工人生活雖苦，起碼還有固定工資收入，有口糧、生活用品的定量配給，生活還有保障。
按常理說，這些實情是否幫助以農養工應該放緩？ 農業集體化必須放慢腳步？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也應改弦易轍？ 增加輕工業和消費品工業生產的比重？ 但在當時，提出這些問題就等於是對基本國策的挑戰。
作為中共的領導人，毛澤東不但不認為加速、加快，急於求成，急躁冒進的作風是錯誤的，也不認為那是左傾盲動。 他反而堅持在發展策略上不應放慢腳步，改弦易轍不可取。 但在資金困窘的情況下，又如何另辟蹊徑？ 他想要打破陳規，以壹種更激進的方式來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 所謂陳規，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關聯的正統論說。 他想要把生產關系作人為的提升，化為壹種促進生產力，有助於發展的動力。
草鞋無樣，邊打邊像
在美好的願景之下，似乎不必訂下什麼經濟指標，也沒有什麼具體藍圖。 有的只是湖南的壹句老話，“草鞋無樣，邊打邊像。” 若說中共官方後來含糊其詞，將可以說成是“左傾”錯誤的起源，還不如說這是毛澤東個人“唯意志論”的表現。 源頭就在於共產黨組織的“壹元化領導”，以及“東方紅，太陽升”的洗腦聖歌所烘托出毛的壹種僞“神性”。 共產黨內部沒人敢頂撞他。
所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叁面紅旗就這麼登場了。
魯迅當年在“淡淡的血痕”壹文中，曾描述“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深知壹切已死，方生，將來和未生。” 受過延安時期嚴酷的整風洗禮的共產黨幹部，被要求對上級的絕對服從，絕不做“叛逆的猛士”，而是做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螺絲釘”，拋棄個人主義，投入社會主義。 摒棄疑慮，絕對服從，下級服從上級，全體壹起效忠擁戴“共主”毛澤東，甚至為討好他而弄虛作假。
畝產萬斤的衛星田，鬧到連最高領袖也開心的抓起壹把稻穗說，“也要考慮怎樣吃糧食哩！” 不然弄出這麼多的糧產怎麼辦呢？ 挑戰陳規，造土高爐，挨家挨戶把鍋碗瓢盆都收繳了去煉鋼，不錯，那個過程確實是熱火朝天，結果呢？ 煉出壹推堆無用的廢鐵。 在經濟學上，這叫做無效生產，投入的鍋碗瓢盆叫做非生產性投資。 可是在當時，給反右運動嚇怕的專家學者，個個“夾著尾巴做人，”誰敢吭聲啊？
就是有名望的經濟學者，如薛暮橋，因具有幹部和政府機關首長身份，即使在文革後（1979）出版的專著，也只是輕描淡寫的點到目前為止，避免在左傾思想的“根源”上著墨太多，以免幹犯永遠無須“問責”的最高領袖的龍飆。
那位“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彭德懷，就因為以老戰友的身份，在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吐露大躍進期間農民的心聲，批評毛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症”。 結果在毛的復權斗爭中被投獄慘死。 這是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斗爭嗎？ 實際的情況有達到“階級斗爭”的高度嗎？ 這位彭大將軍轉達的其實只是湖南鄉下農民卑微的訴求：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鉺去，收獲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呼。
在熱火朝天的躍進狂潮下，1958年秋季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後，公社廢棄了家庭副業生產，取消了自留地，等於剝奪了農村婦女從事家庭副業的機會。 以這些收入在農業整體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來看，大躍進的失敗是注定的。 靠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進共產主義，這種毛氏加速“過渡”的願景在現實上也維持不了多久。 還有什麼“主觀能動性”嗎？ 不久之後，最突出的現象是全國各地出現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
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
我陸續為香港《抖擻》雙月刊寫的分析評論，從建立“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范疇開始，繼而批判“蘇聯模式的理論基礎”，並由此鋪展開來，討論蘇聯模式與中共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解析大躍進與不斷革命，也就是毛澤東激進路線的確立。 也談論了毛派門徒對於“資產階級法權”概念的政治運用。 （有趣的是，美國有些狂熱的左傾華人壹度到大陸取經誦經，傳達了“最高指示”，卻壹時搞不清楚“哥達綱領批判”是什麽碗糕。 實際上，研究西方世界的烏托邦思想的Frank Manuel 1976年已在Daedalus季刊冬季號討論了哥達綱領批判從1875年開始的百年歷史沿革。 ）我也論述了毛主義與反修運動，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後出現的短暫中國式的“新經濟政策”和因此激起的毛澤東的復權斗爭。 此即文化大革命所映照的行動中的毛主義。 對老戰友如彭德懷、劉少奇的斗爭極其殘酷，以致他們慘絕人寰地死在監獄中。
說起來，所謂中國式“新經濟政策”，只不過是廢止了供給制，解散了食堂，讓人民公社名存實亡，讓老百姓修養生息而已。 可是堅持階級斗爭的毛澤東，對此當然不會善罷甘休。 彭德懷因而抱怨，“唉，才吃了幾天飽飯，又.....”。 最後我也評論了毛主義的局限。
我的分析取向是現代化大前提下中共的經濟發展策略。 後經余英時、劉述先兩位前輩先生的推薦，集結成《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壹書，以學名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時間上頗有延宕。 在毛後中國知識人為國家謀出路的氛圍中，有位來紐約的訪問學者告訴我，我在《抖擻》上寫的評論（當然是老姑媽式的嚴肅文字），曾被社科院某研究所列為討論資料的內參。 北京大學研究現代化理論及比較現代化進程的羅榮渠老教授，是該校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他訪問紐約時曾約見，問我是否願去北大交流，我坦白相告，公務員身份無法請假。 後來我發現他在過世前出版了《現代化新論》。 更令我驚訝的是，在同門翟志成教授的著作的引述中，我發現原來羅榮渠當年在北大求學時，曾是吒叱風雲的左翼學生領袖。 這和曼哈頓山王飯店坐在我對面的循然老者的形象完全兜不起來。
楊小凱這封1984年寫的信（1984/6/29），顯示出他在理論思考上的深入縝密。 （作者提供）
毛思想的反動性
楊小凱看了我的《抖擻》文稿後，來信直率的批評我對社會主義制度研究的背景基礎不夠。 “述而不作”，固然使人了解毛澤東的經濟思想，但缺乏深刻的理論背景，因此在理解上也浮於表面。 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完全破壞了財產所有權概念，破壞了自由價格制度傳輸信息的功能，財產所有權與自由價格制度相結合的反饋調節機制不能起作用，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市場功能，馬上與企業的官僚任命制和價格制度僵化、沒有資本市場、勞力市場這些社會經濟基礎結構上的致命缺陷有矛盾。
楊小凱這封1984年寫的信（1984/6/29），顯示出他在理論思考上的深入縝密。 這的確是他的長項，也是我所不能及的。 他強調毛的思想的反動性其根源是馬列主義經濟思想反動的壹面的發揮，也是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歷史的怪胎（或稱之為壹種寄生文化）的壹部分，所以如從制度危機或這種制度的機制特點這種大背景中去討論毛經濟思想的反動性，可能更會有深刻壹些的透視。
楊小凱又指出，對毛經濟思想的評述是否能收集中共經濟制度實際運行的更多材料，把它與實際經濟制度的運行對照起來。 例如，中國價格制度重大的歷史性事件是1966年反經濟主義妖風時宣布凍結物價和工資，這壹凍結就是拾來年，使中國的價格制度完全失靈，因而在壹種有相當工業基礎的社會化工業生產水平上，完全依賴實物分配，物物交換進行資源分配，價格制度徹底失靈，造成計劃人員不得不用壹種類似影子價值的辦法，估計各種物質在計劃中的重要性， 造成各企業單位必須用計劃外物物交換的辦法才能使計劃勉強實現。 這比蘇聯走得更遠。
這種幾乎完全的實物分配方式也可說是經濟史上的奇跡。 他認為由於中國人聰明的秉性，在這種空前僵化的制度下，發展出壹個發達的影子市場，由計劃機關，私人關系中的各種走後門，物物交換，拉關系形成壹種無形的龐大實物黑市。 它起著調節經濟的輔助作用，這在世界經濟中也是壹種奇特現象。 這都是毛的純政治方式管理經濟的後果。 這是毛的理想的實際效果，也是馬列理想的實際後果。 楊小凱認為如果能在討論毛的經濟思想時，以中國經濟體制實際演變的後果為基礎，則對毛的經濟思想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楊小凱最後表示，如果要他寫這個題目，他會在上述兩個方面做更多的文章。
話說回來，我所著眼的是共產黨的壹元化領導在領導人唯意志論的驅使下，會如何的肆虐，造成國家的災難。 這可從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令叁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慘痛教訓，以及文革“浩劫”造成的生靈塗炭結果來證實。 諾獎經濟學家Amartya Sen指出，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在民主制度的國家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對過去的檢討證實：共產黨的壹元化領導加上領導人頭腦發脹的唯意志論，的確會造成災難：
1961大躍進後的饑荒年，GDP增長率為負16.2%; 人均GDP實際增長率為負26.4%
1976毛死之年，GDP增長率為負1.6%; 人均GDP實際增長率為負3.2%
文革浩劫之後，號稱偉光正的共產黨要“撥亂反正”，但能夠防止壹元化領導2.0的重現嗎？
※作者殷惠敏為前香港《九拾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壹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誰怕吳國楨》-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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