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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0-07 | 來源: 留學生日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2025年諾貝爾獎周剛剛拉開序幕，第壹個揭曉的獎項——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叁位並不“典型”的科學家。
阪口志文、瑪麗·布倫考、弗雷德·拉姆斯德爾，壹位日本基礎研究者，壹位美國女性科學家，壹位長期游走在科研和創業之間的醫生。
叁人做的是壹件“看不見的事”——研究免疫系統如何給自己“踩刹車”。他們研究的那種細胞，過去幾拾年很少有人相信它真的存在。
但今天，全世界都在談論他們。
他們沒有講勵志雞湯，也沒有熱淚盈眶。我們只是從他們安靜的人生裡，看見了另壹種可能的路：沒有名利起手，也沒有天才設定，卻壹步步走進了歷史。
1995年，阪口志文做了壹個不太起眼的實驗：把壹種免疫細胞從小鼠體內去掉，小鼠很快全身發炎；再把這種細胞補回來，症狀就消失了。
他提出，胸腺會產生壹種能控制免疫系統的細胞，壹旦失去，免疫系統就會失控暴走。
這類細胞後來被命名為“調節性T細胞”，是人體免疫系統中負責“踩刹車”的角色。可在當時，這個發現並不被看好——太冷門、太細節、主流科學界根本不相信免疫系統裡還有“刹車”。
但阪口認定這事值得繼續做。沒有熱點、沒有資源，他就在自己的小實驗室裡壹遍遍驗證數據。實驗室基本就靠他和太太教子兩個人撐了下來，教子親自飼養小鼠、做免疫細胞分析。幾年後，在讀到瑪麗・布倫考和弗雷德・拉姆斯代爾發現FOXP3基因的論文後，他馬上意識到：這正是他找到的調節性T細胞的關鍵開關。
那時候的他，沒有去追流行研究方向，也沒有離開日本地方高校去國際頂級機構“鍍金”。他只是選擇把壹件事做到底。很多年後，他說：“沒有人相信這東西。我只是恰好看見它了，那就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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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E·布倫考並不是大家印象中的“諾獎候選人”——她不在名校任教，也不在國家重點實驗室，而是在壹家工業研究所裡，花了拾年時間默默研究壹種名叫“灌木鼠”的突變小鼠模型。
這種小鼠出生後不久就會因免疫系統失控而迅速死亡，幾乎沒人關注她研究的方向——太冷門，也看不出臨床價值。可她卻壹頭扎進去，從基因測序做起，壹段段比對、定位、排查，最終發現致病的“元凶”就是FOXP3基因。
這正好和阪口志文研究的調節性T細胞機制形成互補——沒有FOXP3，這類細胞就無法發育，也無法正常執行免疫“刹車”的功能。她的研究把壹個理論機制，變成了壹個真正與人類疾病有關聯的系統模型。
然而，做完這個重大發現後不久，瑪麗和弗雷德的人生軌跡便分道揚鑣。與弗雷德在產業界步步高升、創業融資的順風順水相比，瑪麗的職業道路顯得異常坎坷。
她在1991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並未走上傳統的學術道路，而是在實驗台前做了近拾年的“生物民工”。2004年後，她的人生似乎遭遇了變故，從壹家公司離職後，甚至在另壹家公司當起了沒有正式職位的“合同工”，且待了不到壹年。此後，她的簡歷上出現了整整兩年的空白。
2006年，她短暫地在西雅圖的系統生物學研究所找到壹份科學寫作的工作，但同樣未滿壹年。之後，又是兩年的空白。
直到2008年，她才在同壹研究所的遺傳學部謀得壹份穩定的項目經理職位，工作至今。網上數據顯示，類似職位年收入在8萬到12萬美元之間，遠低於同在西雅圖的亞馬遜公司項目經理（13萬至21萬美元）。
她的性格也如她的科研方式壹樣安靜——“沉穩、慢節奏、不爭搶”。她壹度連FOXP3這個名字都不急著定下來，“等更成熟壹點再叫它名字”，她對合作者說。
2025年諾獎揭曉當天，評審委員會按流程打電話通知她獲獎，她因為是陌生號碼，直接掛斷了接著補覺。
接著她收到短信，也沒回。最後，是美聯社的記者敲響了她的家門：“你知道嗎，你得諾貝爾獎了。”
她睡得迷迷糊糊，聽到丈夫在樓下與人說話，這才醒了過來。在美聯社的鏡頭下，瑪麗顯得蒼老而遲緩，與官方諾獎照片上判若兩人，可見歲月在這段艱難的人生中，沒少給她留下印記。
她沒有追逐熱點，也沒有成為明星，甚至在做出發現後便悄然離場。但正是她多年前在實驗台前的耐心與堅持，為理解免疫系統的平衡機制找到了那塊關鍵的基因拼圖。
如果說阪口志文和瑪麗·布倫考完成的是壹項“科學的發現”，那麼弗雷德·拉姆斯德爾所做的，則是真正意義上“從實驗室到病房”的科技轉換。他與瑪麗共同在“細胞技術”公司發現了FOXP3基因的關鍵作用，但在這項載入史冊的論文發表後，他的人生走向了與瑪麗截然不同的、在產業界高歌猛進的道路。
與瑪麗壹度成為“合同工”並經歷長期職業空白期不同，弗雷德的職業生涯充滿了精准的進階。從讀博士開始，他就對免疫學充滿了濃厚的興趣，並始終專注於免疫細胞相關的研究。從“細胞技術”公司離開後，他憑借深厚的專業積累，先後在多家知名藥企任職，其中壹度做到了諾和諾德（生產各種胰島素還有大名鼎鼎的司美格魯肽）的總監職位。
相比之下，瑪麗職業生涯的最高點也僅是項目經理。弗雷德並未止步於在大公司擔任高管，他後來在知名的帕克癌症免疫療法研究所擔任首席科學官，並最終在2019年創業，成立了自己的細胞療法公司，工作至今。2021年，他的公司完成了高達2.65億美元的B輪融資，這充分證明了其研究方向和商業模式的巨大潛力。
他壹直在執著地推動壹件事：如何將FOXP3和調節性T細胞的知識，變成能拯救生命的實際療法。他專注於開發“調節性T細胞療法”，旨在利用這類細胞的“刹車”功能，來治療自身免疫病與解決器官移植後的排斥反應。
這是壹條風險極大的路：前期投入巨大、研發周期極長、臨床失敗概率高。但他堅持了下來，做了大量的臨床前研究，在全球范圍內為最早的“Tregs細胞療法”建立了底層技術路徑。
諾獎公布當天，官方壹度無法聯系上他——他並非刻意回避，而是因為正在山裡徒步，手機沒有信號。與其他獲獎者的反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最終也沒有接受諾獎委員會的采訪，仿佛這場全球矚目的榮耀，只是他埋頭趕路時偶然聽到的壹條遠方新聞。
這叁個人的履歷表放在壹起，乍壹看並不“高光”：
沒有哈佛MIT；
沒有少年天才故事；
沒有頭銜疊滿頁面的CV；
更沒有拾年就“橫掃各大獎項”的神話。
他們選的方向都不熱，做的工作也都枯燥。在很多年裡，他們的研究不被重視，甚至壹度被同行質疑。但他們都沒有換方向、沒有討好趨勢，也沒有放棄那件“看起來還沒做完的事”。
阪口志文在無人問津的角落裡，安靜地守護著壹個不被看好的發現。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壹個實驗室、壹個猜想；卻又很大，大到足以容納贰拾年的專注與耐心。他不追逐浪潮，只是站在原地，深挖壹口井，直到清泉湧出。
瑪麗·布倫考則走了壹條更為曲折的路。普林斯頓的博士光環並未為她鋪就坦途，職業生涯幾經中斷，甚至有過兩年的空白。她在工業實驗室裡完成了關鍵發現，隨後卻仿佛被主流敘事遺忘，成為壹名普通的項目經理。當諾獎電話在凌晨響起，她隨手掛斷，繼續安睡。這份近乎“遲鈍”的淡然，或許正源於她早已與另壹種評價體系和解——她不需要站在聚光燈下才能確認自己工作的價值。
而弗雷德·拉姆斯代爾展現了第叁種可能。他將壹個基礎發現視為起點，毅然走入產業界的洪流，在商業與科研的交界處開疆拓土。諾獎揭曉時，他正在沒有信號的山中徒步。榮耀於他，仿佛是旅程中偶然聽聞的遠鍾，不必回頭，依舊前行。
壹位是專注的守望者，壹位是淡然的潛行者，壹位是務實的開拓者。道路迥異，卻因對真理的共同貢獻而交匯於斯。
世界的回報，常常以我們無法預料的方式，抵達那些真正沉潛於熱愛之中的人。
他們沒有“成功軌跡”，只有“持續動作”。
今天我們習慣太早談規劃、太快談成敗。可這叁位諾獎得主的故事，也許在提醒我們另壹件事：不是每壹段成長，都能很快看到結果；不是每壹條路，都需要被設計好、包裝好，才值得走下去。
有些人，用很長時間做成了壹件正確的事。他們沒趕時間，但走得很遠。-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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