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5-10-09 | 来源: 《东西南北》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左起：李作鹏、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整个国家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环境逐渐发生改观，这是这一批人从头再来并最终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契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既使下海，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块钱工资”，“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说。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在社会里混开了，“应该是给了我一个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社会环境，我在‘海’里游得还可以吧，虽然不是冠军，但也不是最后嘛。”
黄春光把自己1976年进入社会后的全部历程概括为短短四个字，即“适者生存”。转业到工厂，不想叫人指着脊梁骨说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级学生”，从ABC学起，一天跟一个工位，把整条流水线跟下来，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生产、技术、新品研发、销售一直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厂里他都管过，在这么一整套实操中，打下一个扎实底子，也加强着他的决心，“你要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能做好，或做到最好才可以，要没有能力，在这个夹缝里很难生存。”
▲黄永胜、项辉芳和黄春光
这位苍髯老者气定神闲地点上一根烟，谈吐慢条斯理。比之于其他人，他身上多了几分养尊处优的雍容况味，衣着光鲜，修长的手指略翘作兰花状，小指上蓄有一段长指甲。这仪态隐有些许公子哥儿的派头。但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言辞平淡，没有一丁点儿戏剧性的激荡，眼神漠然，是典型的一种经风历雨之后转而看淡了风雨的情态。
1983年，为安置在青岛的父亲养老送终后，他寻求调回北京，按黄春光的意愿，当然首先是希望能进入体制内发展的，但那个体制不再可能给他机会，包括他同学邓朴方等人创办的康华公司等企业都不敢接纳他，眼看走投无路，最后是一个军地合办的贸易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一条缝隙，才让他在北京立了足。这种处境极易对人形成一种本能上的驱动。
“从下海以后，我想的就是怎么能适应商场，怎么能生存下来，我不要最后变成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有同学就是这样的，惨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养孩子都不行。”
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包袱，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得渐渐卸除。能不能为企业赚钱，这是商业社会取舍一个人的最基本和最现实的标准，从另一方面也就分散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注意力。这些人的转折如此顺理成章——在人人削尖脑袋想着发财的一个市场经济里，他们也是爱干嘛干嘛，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
▲1965年的黄永胜一家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黄春光表现显著，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