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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0-14 | 來源: 華夏時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王曉慧 見習記者 李氏瓊 北京報道
今年國慶假期,電影《震耳欲聾》上映並成為口碑最佳影片。
“這部電影裡所有的劇情轉折都能讓人猜到,但是情感很真摯。”“展現了很多聽障人群的生活細節,我才知道聽力障礙還要分等級。”“我們都有對好生活的渴望。”除公眾反饋外,某電影博主也評價稱,“雖然這部電影的很多情節設置呈現出相對嚴重的模板化,但是整體來說,它想表達和傳遞的內核是足以打動觀眾的”。
根據相關介紹,這部融合犯罪、劇情以及社會現實探討的多元素商業片,改編自CODA(Child of Deaf Adults,父母為聾人的健聽小孩)律師張琪的從業經歷,講述律師李淇被卷入聾人定制房產騙局後,在利益誘惑與良知覺醒間掙扎破局的故事。
從普通觀眾視角出發,這部由新人導演和新人編劇擔綱主力的影片可以被稱為是壹部誠意制作。但倘若把視角轉向聾人群體時,他們會怎麼看?
“雖然近年來與聾人有關的電影質量明顯提升,用我們自己的話來說是‘聾味’越來越足,但是我更希望這類型電影能夠讓我們多多參演。”針對這壹評價,重慶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特殊教育專業教師梁玉音分析,與其他多數殘障群體不同,聾人群體有自己的語言,即手語,而這關乎他們的身份認同與社會表達。所以,隨著聾人權利意識的發展,他們也慢慢地對影視藝術作品中的手語表達有了更多期待:希望演員們的手語打得更自然流暢,也希望自己能參演並在電影中打手語。
銀幕之上:我也想參與
與多數社會公眾對電影的評價角度略有差異的是,聾人在評價與自己群體相關的電影時,會關注到是否有聾人出演或者作為手語指導參與其中。
“聾人題材的電影已經不罕見,現在更多聾人期望能夠走到前台,用他們獨特的語言去做最真實的表達,反映自己的生活。像電影《滿江紅》中,秦檜身邊的兩個侍女,我們覺得就應該讓聾人應該親自上演。美國電影《健聽女孩》獲得多項奧斯卡獎的時候,雖然被很多人認為是‘爆冷’,但是在聾人看來,這部電影中露比的父母都是由真正的聾人出演的,所以他們的手語以及情緒反應都是自然流暢的,這就是壹個重要的突破。”梁玉音說,今年國內上映的《獨壹無贰》,雖然在敘事結構上更貼近我們的生活,但是因為沒有真正的聽障者參與進去,所以親近感會少很多。
同樣,電影《震耳欲聾》雖然也獲得不少聾人群體的稱贊,但是因為缺少聾人的參與而在壹定程度上減色。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替我們做決定),這是聾人藝術家胡曉姝曾提到的理念,也同樣適用於聾人群體對影視文化作品的理解,他們希望相關電影不要僅停留於遠方投射。
收獲豆瓣高分的香港電影《看我今天怎麼說》,除超過伍拾名聾人演員參演外,主角之壹的吳祉昊,就是使用助聽器的聾人。在此基礎上,基於節目組的長期走訪和觀察,電影沒有“苦難敘事”,不煽情、不同情,而是側重對聾人生活的真誠平視和尊重,以及對手語詩意語言的展示。這種“舒服”的呈現方式,收獲包括聾人群體在內的多數社會公眾好評。
將視角轉向大陸電影,以《不說話的愛》為例,雖然有媒體曾評價電影是“將殘障作為煽情的借力點,片中聾人的形象是標准化的樣板。”但在不少聾人看來,這依然是壹部佳作。
梁玉音說,聾人群體希望影視劇中的手語表達能夠純正,《不說話的愛》節目組有聽取,並且邀請了近30位真實的聽障演員參與演出。這種態度,贏得不少聾人的認可,電影上映後,很多聾人相互轉發,自發觀影,反饋說這部電影是在反映處境,而不是懸空同情。
“我是壹位有31年聾人學校任教經歷的聾人教師,電影《不說話的愛》絕不是個案,我認識的幾個DOD(Deaf Of Deaf,聾贰代)都說電影幾乎是自己生活的翻版,好多畢業後的聾人學生與男主角的生活有著驚人的相似。”
“《聽不見的愛》中因溝通障礙導致的不公我深有同感,那些利用聾人的生理弱點和困境去犯法的詐騙行為,我看完特憤怒。”
相反,近壹兩年來同類型敘事的其他電影,在壹定程度上引發聾人群體內部的激烈討論。有聾人表達,雖然現在有關殘障人士的電影多數存在模板化的傾向,但根據演員的手語表達是否自然,是否有聾人演員打手語,就能夠看出壹部電影拍攝的初心和誠意,也能夠在壹定程度上分辨出是他們借聾人成全自己還是在真正嘗試去感同身受。
制作之中:殘障群體可以在壹定程度上被商業化
細細梳理,國內外與聾人相關的電影並不在少數。從早些年的《無聲的河》《漂亮媽媽》,到後來的《聽說》《熔爐》《貝利葉壹家》,以及近期的《金屬之聲》《富都青年》……
為什麼聾人群體會頻頻出現在大熒幕上?梁玉音說,除制作籌備前,相關人員被少數群體的生活狀態所觸動外,從商業角度分析,這與他們使用手語密不可分。
聾人看起來與健全人無異,但是因為生理隔絕,聾人的內心世界很難被人所深度了解,拍攝這類電影能夠讓多數公眾將聾人群體的想象落地,加之手語動作又適合視覺化傳播,能夠帶來更為震撼的情緒張力與語言表達。而且討論相關社會議題的電影,公眾出於道德原因,對此類型電影的評價也會更加寬容壹些。簡言之,這是壹種不會出錯的投資。
這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是在消費苦難?天津理工大學聾人工學院的學生告訴《華夏時報》記者:“很多電影在宣傳中把講手語作為彰顯自己演技的壹種途徑,並且過度宣傳,我們其實是很反感。”
不過,對電影的爭議不完全代表對群體的爭議,就像電影《芭比》引發公眾對於女性主義的廣泛討論壹樣,只要有討論、有對話,就能產生影響。
聾人群體也期望社會上有更多人可以“看見”他們的聲音。改編自2005年韓國光州聾啞學校真實案件的韓國經典電影《熔爐》,在上映後引發強烈社會反響,促使韓國政府修訂相關法律,加強對兒童的保護,社會價值在商業影片也依舊得以存在。
行動的改變源於情感的觸動與觀念的重塑。即使不是每壹部影片都能夠產生強大社會效果,但電影能讓公眾知曉——“我可能沒有見過他們,但是我知道他們的存在。”
《海洋天堂》《小小的我》《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不僅是手語,在各類型殘障群體電影中,暫不討論是否啟用了流量明星,是否混搭類型劇情,很多公眾的確通過電影認識了某壹類殘障人群,了解了他們的生活日常。
“雖然商業電影壹定是以盈利為目的,可能會將聽障在內的殘障群體弱化或者作為壹種隱喻的符號。但是不能借此而壹味否認這類型電影,只要不過分,聾人群體並不介意壹定程度上被商品化、市場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這種客觀存在的生活方式被更多人關注到。”梁玉音說。她說電影《不說話的愛》上映後,在社會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不少聾人朋友借助現場手語翻譯和字幕,第壹次看上了演唱會,現場感受震撼舞台效果。而在此之前,這類文娛活動離他們的生活很遙遠。
“壹方面,看到聽障群體的生活和故事被搬上銀幕,感覺我們的經歷和內心世界得到了社會的看見與尊重,這種‘被代表’的感覺很好,能有效增進公眾對我們的理解。另壹方面,我也會審視電影中的表達是否真實、深刻,是否避免了刻板印象。”浙江省平湖市景興包裝材料有限公司副主任陳良傑說,這類電影是溝通聽障群體與健聽世界的壹座重要橋梁,他樂見並支持更多真實反映聾人群體多樣性的作品出現。
除電影之外,近年來,新壹代的聾人正在用更開放、更多元的方式進行實驗:無聲蹦迪、零分貝街舞、手語文學創作……聾人群體希望能夠借助多樣展示來影響社會現實——聾人,不必是苦難的、勵志的,可以是有趣的、好玩的,可以有更多的生活樣態。
現實之下:手語在消逝
在大銀幕上,手語為電影的戲劇性表達、沖突性呈現增色不少,但是從實際來看,手語使用者正在逐漸減少。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在關注聾人以及手語,但同時我又很清醒地感覺到它在消逝。像是早已出發的流星,只是現在從我們的眼前劃過,這是我現在對手語真正的感覺。”梁玉音說。
陳良傑告訴《華夏時報》記者,據他的觀察,目前手語使用情況是比較復雜的。從社群角度展開,在傳統的聾人社群中,手語依然是主要的交流方式,大家使用得很熟練。但在更廣泛的聽障群體,特別是年輕壹代或後天失聰的聾人社群中,由於成長和教育環境的不同,會標准手語的比例確實不是非常高,更多人會依賴口語、筆談或輔助設備。這導致了壹個現象:手語更像是社群內部的“方言”或特定技能,而非所有聽障人士的必備工具。
手語,是聾人文化的核心和載體,也是身份認同的象征。在現今環境下,是否使用手語,也關乎聾人群體內部的文化認同問題。
胡曉姝曾公開表示,文化是聾人表達身份文化的關鍵途徑,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能夠讓公眾得到啟蒙,也能夠讓聾人找到主體性。
梁玉音也說,她很希望,也很歡迎電影中多出現壹些手語。科技的進步給聾人帶來很多福利,聾人群體中手語使用者的比例會逐漸降低。但打手語,並非為某壹類人群特有的。手語是壹門語言,壹片廣袤的世界,她希望在公眾樂見形式的傳播助推下,改變以往“聽覺中心主義”的觀念,讓手語可以成為壹種人人可學的語言。
“近年來隨著社群意識的覺醒,學習手語的人似乎又多了起來。”陳良傑在采訪中補充說,他希望有壹天,聾人打手語就像多數人戴眼鏡壹樣,成為壹件自然、平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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