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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0-16 | 来源: 邸报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我才不调皮呢，”我辩解道，“我是个好女孩，只是总是不小心陷入糟糕的处境。”
爱泼斯坦抬起头，对我咧嘴一笑。“没关系，”他说，“我就喜欢调皮的女孩。”
接着，他翻了个身，仰面躺着。看到他勃起的生殖器，我吓了一跳。我下意识地举起双手，仿佛在说“别过来”。可当我看向麦克斯韦尔时，她却一脸镇定。她完全无视爱泼斯坦勃起的生殖器，双手放在他的右胸肌上，开始揉捏。“就像这样，”她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动作，“要把血液从心脏往外推。”
爱泼斯坦冲她眨了眨眼，然后把右手伸到胯部。“你不介意吧？”他一边问，一边开始自慰。
就是在这一刻，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彻底崩塌了。否则，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接下来的记忆会碎成一片片尖锐的碎片：麦克斯韦尔脱掉衣服，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麦克斯韦尔走到我身后，拉开我裙子的拉链，把我的海湖庄园马球衫从头上扯下来；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嘲笑我的内裤——上面印着小小的爱心图案。“真可爱啊，她还穿小女孩的内裤呢，”爱泼斯坦说道。他拿起一个振动器，强行塞到我的两腿之间，与此同时，麦克斯韦尔命令我捏爱泼斯坦的乳头，她自己则一边揉着她的胸，一边揉着我的胸。
一种熟悉的空虚感席卷了我。我曾多少次信任别人，最终却只换来伤害和羞辱？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开始“宕机”。我的身体无法逃离这个房间，但我的意识又无法承受待在这里，于是它让我进入了一种“自动模式”：顺从，只为活下去。
很多年轻女性，包括我自己，都曾因为在知道爱泼斯坦的意图后还回到他的住所而受到指责。有人问，既然你可以轻易离开，为什么还要抱怨自己被虐待呢？但这种说法忽略了我们很多人在遇到爱泼斯坦之前的遭遇，也忽略了他有多擅长识别那些因受过创伤而脆弱的女孩。我们中有好几个人在童年时就遭受过猥亵或强奸；很多人出身贫困，甚至无家可归。我们是那些没人在乎的女孩，而爱泼斯坦却装出在乎我们的样子。他是个操纵大师，向那些濒临崩溃的女孩抛出看似救命的“绳索”。如果她们想当舞者，他就提供舞蹈课；如果她们想当演员，他就说会帮她们争取角色。然后，他就对她们犯下最恶劣的罪行。
大概在我认识他们两周后的一天，爱泼斯坦加大了筹码。当时我正在楼上，收拾完又一次“按摩”的残局，爱泼斯坦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你辞掉海湖庄园的工作吧，”他说，“全职为我工作。”他说，这样做是为了让我更轻松。但他有几个条件：作为他的员工，我必须随时听候他的差遣，无论白天黑夜。还有一点：我不能再住在父母的拖车里了。他说，如果我三更半夜进进出出，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他掏出一沓现金——大概有2500美元。“用这笔钱，”他说，“给自己租个公寓。”
我这辈子从没拿过这么多钱。我向他道谢，尽管一丝担忧悄然爬上心头。到那时为止，我已经看到有几十个女孩在他的房子里进进出出。很多人只来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如果他这么快就能把她们“甩掉”，那他最终会不会也把我抛弃呢？爱泼斯坦一定察觉到了我的疑虑，因为他绕到办公桌后面，拿起一张模糊的照片，递给了我。照片是从远处拍的，但上面的人无疑是我的弟弟。我感到一阵恐惧袭来。
2001年，在圣特罗佩举办的娜奥米·坎贝尔31岁生日派对上。照片来源：Pool Lafargue/ Lenhof/Gamma-Rapho/Getty Images
“我们知道你弟弟在哪所学校上学，”爱泼斯坦说。他停顿了一下，让这句话的分量慢慢渗透，然后才说出重点：“你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说起这栋房子里发生的事。”他脸上挂着笑，但威胁的意味再明显不过。“而且棕榈滩警察局也归我管，”他说，“所以就算你说了，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从一开始，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就要求我遵守“随时待命”的承诺。有时候，早上就会接到电话。我赶到那里，按爱泼斯坦的要求做各种性行为，然后在他处理工作时，待在他那宽敞的游泳池边。如果麦克斯韦尔也在，他们经常会让我也和她发生性关系。她手边总放着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振动器和其他性玩具，供这类“活动”使用。但她从不会单独要求和我发生性关系——只有在和爱泼斯坦一起的时候才会。有时还会有其他女孩在场，我就会在埃尔布里洛路待上一整天。
2000年10月，麦克斯韦尔飞往纽约(专题)，去见她的老朋友安德鲁王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次子。万圣节那天，麦克斯韦尔和安德鲁王子和其他客人（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和他未来的妻子梅拉尼娅·克劳斯）一起，出席了德国超模海蒂·克鲁姆在哈德逊酒店举办的派对。麦克斯韦尔很为自己能和名人交朋友而自豪，尤其是男性名人。她总爱炫耀自己一个电话就能联系到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她还和爱泼斯坦一起去过白宫。-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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