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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0-19 | 來源: 上報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政壇的時間,總是帶著殘酷的諷刺。 1992年的野百合世代,如今已步入政權結構的頂端。 他們曾是推翻威權的年輕人,如今卻各自成為制度的器官。 這叁拾叁年的距離,不只是歲月,而是理想的變質史。
當年占據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手舉民主旗幟,喊出解散國民大會的口號,他們的怒氣被歷史記錄成光榮的青春; 但沒有人能想象,叁拾多年後,這群理想主義者會在權力軸線的兩端彼此對峙──壹端是鄭麗君、陳其邁、林佳龍,仍在體制內以溫和改革的姿態維持民主信仰; 另壹端,則是鄭麗文,她從同壹世代出發,卻走進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宇宙。
她不再是那個在街頭舉牌的青年,而是掌握政黨機構權柄的人。 這場戲劇性轉折,像壹面鏡子,映照出世代運動如何在體制化的過程中,吞噬自己的理想。
壹、世代的倒轉:從理想的邊疆到制度的核心
鄭麗文的崛起,表面上是壹場個人勝利,但更深層的,是整個野百合世代的分裂。 當年那場學運,象征著“對權力說不”的公民倫理; 如今,它的延伸者,卻在權力中找到新位置。 這不是背叛,而是歷史的吊詭:理想總要經過現實的換骨,才有存活的可能。
鄭麗文並非單純的叛徒,她代表的是壹種“制度內革命的策略者”。 她不再相信外部抗爭的神話,而是掌握制度本身作為武器。 她的政治姿態,是壹種世代反動──不再從道德出發,而從現實的可作性出發。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理念”不再是信仰,而是流通的資源。 “媒體平台+社會動員+個人品牌”構成了新的權力方程式。 過去的政黨機器靠的是黨證、派系與階層服從; 如今,真正的權力流通節點,是信息、流量與敘事能力。 鄭麗文的成功,正是這種新型權力秩序的樣板。
贰、國民黨的斷裂:從反共正統到親中協調主義
在鄭麗文的背後,是壹個變形的國民黨。
這個百年政黨在歷史上曾以反共保台為核心認同,將台灣與反共主義綁在壹起。 但當中國崛起、台灣民主深化,國民黨的精神支柱開始松動。
如今的國民黨,正在經歷壹場意識形態的內爆。 “中華民國派”不再掌權──這不只是派系更替,而是思想的退位。 在中國壓力與媒體資本的滲透下,國民黨的話語權逐漸被務實親中派所奪走。 他們主張經濟優先、對話優先,認為主權的堅持是不切實際的浪漫。
這種轉向,使得黨的內部精神失衡。 反共者不再是英雄,而成為不合時宜的少數派。 這是自1927年國共分裂以來,國民黨第壹次完全失去反共主導權。 而這次失落,不只是歷史的諷刺,更是壹種精神上的失語。
“親中化”不再是個別政治人物的選擇,而是結構性結果。 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網絡、媒體資本、經濟利益,與中國的交流通道糾纏在壹起,形成壹種“權力依附鏈”。 這條鏈條使黨失去了意識形態的自足性。 它再也無法清楚地說出自己是誰,只能不斷調整立場,以符合現實的市場邏輯與對岸的外交溫度。
於是,“中華民國”成為壹個空洞的符號──它被高舉,但不再有靈魂。
叁、媒體政治的幻術:從中天關台到輿情再造
“中天關台”曾被視為政府打擊假信息的象征,但它同時揭露了另壹個事實:媒體不死,只會變形。 當中天被關閉,政治力量並未因此削弱,反而轉向更靈活、更隱匿的媒體網絡。
旺旺中時集團因此獲得更大政治話語權──它不再只是新聞機構,而是政治動員的節點。 北京的對台單位自然看見這個空間:與其直接幹預,不如透過媒體輿情戰,塑造“理性親中”的公共敘事。
國民黨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兩難角色。 它壹方面需要媒體動員來維持選舉能量,另壹方面卻也被媒體的商業邏輯綁架。 黨的理念逐漸讓位於新聞節奏、流量需求與市場算法。
從此,政治語言變成了算法的產物:誰能被點擊、誰能吸睛,誰就能定義現實。 國民黨的靈魂,就在這樣的算法裡被稀釋、被市場化。
肆、世代與權力的再分配
這不只是國民黨的問題,而是台灣整體民主的疲態。 野百合世代的理想,曾是抗拒威權、追求自由; 而今日的世代,則必須在“權力的媒體化”中學會生存。
政治世代的接棒,本應象征價值的延續,卻變成利益的輪替。 年輕政治行動者若想進入制度,只能經由媒體曝光或社群聲量,而非理念辯論。 這意味著:民主的代表性,正在被流量政治取代。
國民黨若想重新找回未來,必須回答壹個核心問題:它還有能力說服年輕人相信“中華民國”這個詞,不只是懷舊,而是壹種有未來的政治語言嗎?
如果答案是“否”,那麼這個黨將持續下沉,最終被媒體結構與資本權力徹底吞噬。
伍、未來的叁條路:回歸、調和、或重塑
第壹條路,是回歸台灣的再整合。
這意味著重建黨內制度與價值,使反共與主權意識不只是象征,而成為行動綱領。 唯有將“中華民國”的理念延伸到當代議題──氣候正義、科技倫理、社會平權──它才有可能重新獲得世代認同。 否則,它只是過去的影子。
第贰條路,是擁抱媒體資本與親中調和。
這條路或許短期內能贏得選舉,卻會讓黨徹底喪失意識形態的根。 當政治依附於媒體敘事,黨的存在就成為壹場持續的“輿情劇場”:它能制造情緒,但無法制造信任。
第叁條路,是走向聯盟化的再造。
讓國民黨不再是封閉政黨,而是壹個跨世代、跨意識形態的“中華民國聯盟”:結合地方行動者、公民團體與年輕世代,以多元議題重新定義“國家”。 這樣的政治想象或許遙遠,但卻是唯壹能讓國民黨重新嵌入公民社會的途徑。
鄭麗文的崛起,表面上是壹場個人勝利,但更深層的,是整個野百合世代的分裂。 (張哲偉攝)
六、在歷史的廢墟上尋找未來
野百合的故事,從來不是浪漫的民主童話,而是壹場未完成的試驗。 鄭麗文的崛起、國民黨的迷失、中天的關台、媒體的再生──這些事件的表面差異,其實都指向同壹個問題:當理想成為權力語言的壹部分,我們還能相信政治嗎?
或許答案不在政黨,而在世代。 壹個新的政治世代,正在學會在廢墟裡重建語言,學會在算法之外發聲。 他們未必反共,也未必親中; 他們追求的是更誠實的自我定位——在全球化的夾縫裡,為台灣尋找壹個既不被吞噬、也不自我遺忘的位置。
如果國民黨無法理解這壹點,它終將成為歷史的注腳。 但若它能從鄭麗文現象中學到什麼──那或許是:在這個意識碎裂的時代,權力不再屬於最會喊口號的人,而屬於那些仍願意記得“初衷”的少數者。
而歷史的下壹頁,仍然等待那樣的人,拾回被遺棄的旗幟。-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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