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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0-29 | 来源: 水瓶纪元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法院真正怕的是这个”，胡楠说，涉黑涉恶案件是典型的可以写“旁听记”的案件， “因为庭内基本解决不了问题”。
事实上，法院对旁听人员严阵以待并非普遍情况。作为前法官，赵军认为，大部分普通刑事案件，法院并不会限制旁听，旁听权受限的案件多是那些案件本身有一定敏感性，以及当事人或者家属在自媒体上喊冤引起舆情风险的案件。“他们（法官）觉得会有压力。”他指出，很多年前一些敏感的案子，法院也会安排一些内部人先去占位，“但就总数来看，并没有很多，可能一两百个案子里边有一二个，但这些年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也很难说。”
赵军分析，法官限制旁听，一方面是体制内的自由度在变小，“几年前，可能法官们还发朋友圈，现在他们感觉环境不一样了，基本上就不发了，对案子应该也是一样的，以前可以旁听的，现在可能就不让了”；另一方面，对于移动互联网、自媒体的快速传播，法官肯定会有抵触心理和自我防备。
但他认为，既然是公开审理，法庭就要面对公众的审判，“旁听记”是未能参与旁听的公众了解庭审情况的重要渠道。“这不仅是《宪法》所规定的根本权利监督权的一部分，也是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赵军指出，法院如果不公平对待公众旁听权，“在这么小的问题上都不讲理，那你还敢期待当事人相信你在大的问题上、在裁判结果上、在其他更重大的程序问题上，能够依法处理吗？”
“最疼的软柿子”
受访律师普遍认为，近年来机构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越来越少，这就将律师和旁听者们推向了台前，他们作为“野生法庭报道员”，缺乏媒体机构支持，成为了“最疼的软柿子”。
在分享撰写“旁听记”如何规避风险的经验时，胡楠特别提到，要注意发布“旁听记”的舆论环境和时间点。“如果已经有机构媒体关注发文，旁听人员不首当其冲的时候，就相对安全一些。”
律师卢义杰做过多年法治记者，亲历了一些旁听权被限制的现场。他告诉水瓶纪元，2015年，某厅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开庭时，他没有事先申请旁听，到达法院后，由于法庭严格核查旁听者身份，他未能进入。他获悉，同行的北京某媒体记者，事先向法院宣传部门申请旁听，但以旁听位置已满为由，未被允许进入。
同为2015年，卢义杰旁听另一厅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时，同行记者有的亮出记者证，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有的去法院宣传部门交涉，也未果。他观察到，拿到旁听证的一些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全程旁听，有家属因为无法进入旁听，在法庭门前带着哭腔恳求，此举感动了一位代表或委员，偷偷给家属塞了他的旁听证。这张旁听证就成了记者轮流旁听的证件。
2016年，某法院提审一起再审的重大刑事案件，社会关注度很高。卢义杰与多位同行记者进入法庭后，好几人很快被识破身份，被撵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法院已安排人员在法庭隔位就坐，然后重点核查隔位之间的人员。记者们各显神通，有的趁核查完毕再次混了进去，有的坐在最后一排的工作人员工作区，最终听完了庭审。
卢义杰在2019年转行当了律师。除了提前制作旁听证、提前核实旁听亲友身份之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原某省一起涉黑案中，法院事先拆掉了旁听席的多排座椅，然后以现场旁听席不够为由，将希望现场旁听的群众安置到视频旁听室。
卢义杰表示，如今的机构媒体愈发收紧法治报道。近年来，部分机构媒体受选题风险评估、报道尺度把控等因素影响，对庭审类法治选题的投入与产出显着减少，报道触角主动或被动收缩。原本由专业媒体承担的“庭审信息传递者”角色出现空缺，无法充分满足一些公众对司法信息的需求。
另一方面，他还指出，辩护律师发布信息的风险提升，面临“庭外炒作”“影响司法公正”等投诉风险，这使不少律师在公开庭审信息时也更加审慎，主动减少信息输出的频率与内容深度。
在卢义杰看来，“旁听记”对公共领域中流通的司法信息起到了补充作用。这类基于亲历视角的内容，可弥补官方通报的概括性，以及现实因素导致的专业报道的缺位，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论误解。
9月26日，洪范研究院举行了“如何看待和保障公民的旁听权”线上研讨会。刚被释放的吴云鹏观看了这场“因他而起”的研讨会，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这场研讨会的“旁听记”。在文末，他自白：“我的想法很朴素，我喜欢追求真相，我旁听并记录法庭，是为传播法庭真相，也是普法，如此而已。”
水瓶纪元获悉，旁听被拘一事带给律界的震惊未消，但吴云鹏已经试着回到自己“旁听士”的轨道中，他仍坚持带着纸笔继续在各地法院庭审现场旁听、记录。-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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