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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1-06 | 來源: 南方周末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鮑曼的多年老友和研究者彼得·貝爾哈茲（左）每年都會與鮑曼壹家住在壹起壹段時間
個體在承擔道德的模糊性
南方人物周刊：鮑曼稱現代性為“道德解構機”。他在1989年出版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提出，是工具理性、官僚體系等現代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公眾的道德冷漠，大屠殺是現代性倫理困境的壹次“極端爆發”。在他看來，正是現代性的理性化和技術化為大規模的暴行提供了條件，使“文明”與“野蠻”的界限變得模糊。鮑曼在當年揭示出的現代性倫理的陰暗面，在今天有什麼新的表現形式？對我們理解當下的倫理風險（如技術倫理、算法倫理等）有何新的啟示？
彼得.貝爾哈茲：《現代性與大屠殺》出版時頗具爭議。當時，現代性的主流形象光鮮亮麗，而鮑曼卻指出“大屠殺不是現代性的例外，而是其潛在邏輯的體現”。如今，我們承認現代性也有其陰暗面。“技術失控”是西方現代性批判的核心命題之壹，可追溯至啟蒙運動後期對“理性過度膨脹”的警惕。就像歌德的敘事詩《魔法師的學徒》中所描繪的那樣，學徒掌握了使用技術的方法，卻不懂背後的邏輯，既無法停止魔法，也無力收拾殘局。
我喜歡用兩個相互關聯的概念來思考這些問題——不可逆性和變形。
在西方，我們仍然認為理性和掌控是我們的未來。但是進步，或者說工具理性，是否還有余地進行重大改革或逆轉？這是關於人工智能的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向我的中國學生提出了這個問題：現代性是否有壹個“關閉”開關？現代性與緩慢、沉思、親近背道而馳。我們今天如何看待他人？通過屏幕文化。這使得我們更容易互相傷害，或沉溺於冷漠、倦怠、麻木不仁的態度。
至於變形，我們建立的制度會轉變為超出我們控制的怪物，變為我們無法識別的形態。在西方，政黨和大學體系或許是典型的例子。鮑曼批判道，政黨曾是民眾參與的載體，如今卻淪為贏得選舉的機器，大學本應是容納批判性和思辨的空間，如今卻僵化為文憑制造工廠。
這種變形並非偶然，而是由社會生活的加速所驅動的，也就是鮑曼所說的“液態現代性”的產物。鮑曼認為，當“變化”成為唯壹的常量，機構無法固守原初使命，它們要麼適應流動，並在流動中失去本質，要麼走向過時。但“適應”往往意味著“動態中的僵化”：它們看似在運轉，實則只是原地踏步，無法實現最初的目標。
南方人物周刊：你所提到的這種制度化之後的變形，似乎也體現在倫理層面。鮑曼認為，現代社會通過法律、宗教等強制規范，將道德納入制度的框架，從而將倫理也“制度化”了。由此，現代性弱化了個體的自主倫理判斷，人們以“服從命令”、“遵守規則”為由，逃避道德責任。他又談到，與現代社會不同，後現代社會將倫理責任重新“歸還個體”——個體需在缺乏普遍規則的情況下自主選擇，承擔道德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你在著作中解釋，倫理“回歸個體”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倫理機制的核心差異。那麼，倫理機制是怎樣從“制度化”逐漸回歸到個體的？鮑曼所謂的“流動的現代性”（或者說後現代性）是如何改變昔日的道德形態的？
彼得·貝爾哈茲：鮑曼在《液態現代性》中提到，流動的現代性意味著壹種全新的解放，固態現代性結構的崩解導致了社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由此帶來了壹種個體的釋放，即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這種個體化不僅象征著個體的選擇范圍和權利的擴大，同時也意味著個體需要承擔的責任發生了變化。
後現代社會的道德觀因傳統斷裂、多元觀念競爭而呈現“弱決定性”：既沒有統壹的價值體系提供行動指導，又因全球化帶來的復雜風險，使得每個人都必須面對“不得不選擇卻缺乏權威指引”的兩難。這種困境的本質，正是後現代倫理“要求個體自主負責”與“社會無法提供穩定倫理框架”的矛盾的體現。
我們通常將“倫理”視為內在導向的（關乎個人內心的價值判斷），將“道德”視為外在導向的（指向對外部社會規范的遵循）。要麼堅守自我選擇的道路，要麼選擇順從，追隨他人的腳步。而個體化進程模糊了這贰者的界限：我們總覺得自己擁有“自主選擇”的自由，但實際上，我們不過是在尋求或購買各種東西：購買消費品、購買愛情、購買身份認同。我們只是作出許多消費性的微小選擇，卻誤以為這些選擇是在“塑造自我”，或是在追求更宏大的共同社會目標。
問題或許在於：在個體與制度之間、微觀與宏觀之間，起到聯結作用的是什麼？在這個“中間地帶”，是什麼維系著社會凝聚、提供著團結感和意義感？傳統上，我們認為社區（community）就承擔著這個中間地帶的角色。但“液態現代性”（liquidmodernity）卻推崇“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個體”，並將其置於優先地位。如今，我們需要創造新形式的社群、共同體和相互依存的關系。-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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