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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1-09 | 来源: 文史宴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先秦儒家讲究“乱邦莫入”,鼓吹“汤武革命”,并不要求愚忠。宋明以来,道学家多讲“忠臣不事二主”,显得比孔孟时代的儒生要“愚忠”。但他们也讲王朝兴衰、天命流转的道理,我效忠于皇帝,与这个皇帝是否还有合法性,这个王朝是否行将就木没有联系。因此,曾国藩“愚忠”于清朝,不代表他看不到清朝气数将尽。
实际上,曾国藩自己要做忠臣,但他并不打算干预他的学生、子弟在几十年后的选择。
曾国藩在金陵刊印了王夫之的文集,《船山全集》里有很多在朝廷看来大逆不道的言论,曾国藩并未修改其原文,只是欲盖弥彰地打上了空格。他在安庆刻印李秀成的回忆录,里边更有很多“逆贼”的行状和思想。他后来派遣学生去美国留学,也多选幼童,而不提前教他们学完四书五经。
他似乎只想把一切的知识呈现给下一代,至于大事临头如何抉择,你们可以根据形势自己的本心决定。他自己入仕了清朝,就只能毕生忠于清朝,后人不是清朝的官,也就无所谓忠诚。他在自己尽心力保护大清的同时,并不打算逆转形势,干预未来。
曾广珊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 “不敢”,后人常以为“不敢”是因为为曾国藩忌惮清朝实力。其实“不敢”,可以是“不敢”违反“纲常名教”,也可以是“不敢”面对未知的恐惧。退一万步说,如果不认为曾国藩安分守己是因为伦理道德的约束,更适合的理解是他不敢面对未知的将来。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所造杀孽甚多,曾国藩自我的内心安慰是,“吾辈不幸生于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曾国藩一直认为自己带兵杀人,是以杀止乱,如今战乱几近平复,如果他为了当皇帝再扩大延长战争,又怎么面对自己的内心?如何确保心中的“至诚”?“英雄一朝拔剑起,又是苍生十年劫”,曾国藩已不敢再面对延绵的战争。
曾国藩身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的文明礼教面对工业文明,已露出溃败之象,前方的路在何处,他自己也不知道。手无金针,如何度得世人?
如果曾国藩只是个总督、巡抚,他没有为天下指明方向的责任,他在地方上做的每一件好事,减赋也好,办工厂也好,都是政绩,都为国家的前进提供了增量。而如果他天下之权在握,他的责任,就不是办几个工厂,造几台机器,而是要为这个天下指出一条前进的路来。他看不清来路,就不敢去接过这个天下。
正如胡林翼去世前说,西人来华,此事非我能知。
裴士锋在《天国之秋》里分析曾国藩的心态说,曾国藩“知道勤于政事的皇帝终日活在戒慎恐惧之中,整个国家的重担全压在他身上。从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视下”,权力在握的曾国藩,尽管“那种重任还比不上皇帝肩负的责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日子”。
这是极为精当的分析,古来立业做皇帝的人,都有那种不管不顾的“混不吝”的作风,像曾国藩这种谨小慎微,苦心孤诣的人,在看不清来路时,是不敢承担皇帝的责任的。
实际上,曾国藩已经隐隐摸到了面对这个乱世最重要的一个工具,“科学”,以“科学”的精神,逐步从实践中探索,是国家前进的一条道路。可惜他已经年老体衰,精力消退,也无壮年时的大志,很难扛起天下之任了。
现代人常说,人们不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有时候只需要勇敢走出一步,困境就会解脱,前方的迷雾就会退散,人们就是不敢踏出那一步。其实,人们不敢走出的,不一定是因为现在所处是“舒适区”,而是因为前方是“未知区”。
站在现在的区域,一切皆是熟悉的,是习以为常与生俱来的,而远方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人类既对未知好奇,又对未知感到恐惧,死生之间有大恐怖,是因为死亡是未知的,反过来说,未知和死亡一样可怕。
精力消退的曾国藩,已无勇气面对未知,清朝的一切都是他习以为常的,他无法面对没有了清朝的世界。
他只能给自己的门生故旧一副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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