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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1-09 | 來源: 澎湃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關稅 | 字體: 小 中 大
2024年11月，唐納德·特朗普(专题)贏得第贰個（非連續的）總統任期。隨即，關稅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在這位總統看來，關稅是“最美的詞匯”。
在特朗普的第壹任期期間，美國的關稅使用已然大幅擴張——關稅收入相對於進口額幾乎翻了壹倍。然而，在他看來，這遠遠不夠，早在選戰中，他就承諾要讓關稅在美國經濟政策中扮演更核心、更廣泛的角色。2025 年初，特朗普2.0才上任，美國的實際關稅率（effective tariff rate）就從拜登政府末期的不足3%，猛增到20%多；截至 2025 年9月4日，這壹數字約為 17.5%，系193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種做法前所未見，與發達國家的現代做法相背離，標志著美國經濟政策的轉折。在發達國家，關稅的規模和作用都很小，例如高收入的經合組織國家，關稅僅占其商品進口價值的1.25%，且不到政府收入的2%。特朗普改轅易轍，以關稅作為大規模財政轉型的核心，亦即將稅收來源從所得稅轉移到進口稅/關稅上面。壹方面，新增關稅已經並且將繼續產生巨額收入；另壹方面，“大而美法案”則不僅延長了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中的減稅措施，還推出了壹系列新的所得稅減免措施。
由此，2025年成為美國政府資金來源發生重要轉變的壹年。
雖然關稅壹直是美國兩黨決策者感興趣的政策工具，但近壹個世紀以來，它很少作為財政政策工具發揮作用，更多時候是用於追求壹些有限的外交政策或工業政策目標。
作為外交政策手段
在國際關系中，壹個國家對另壹個國家實施貿易限制，典型的模式是禁止戰略物資貿易乃至所有貿易。此類貿易禁令（通常以經濟制裁名義實施）—的邏輯可謂簡單粗暴：這個國家主動放棄貿易收益，以剝奪對手的同等利益。顯然，禁令是為了讓對方改變行為模式，但歷史上成功的案例寥寥無幾，制裁雖然造成了傷害和不便，但極少能改變行為模式。
制裁難以奏效的原因之壹，在於貿易重組的便捷性。當壹個國家，即便是個大國，限制與對手的貿易往來時，通常都會有許多其他國家來填補缺口。即使是多邊實施的經濟制裁，也總有制裁聯盟之外的國家接手流失的貿易。而要達成有效多邊制裁所需的廣泛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
相對而言，制裁在限制對手獲得關鍵產品方面更為有效，特別是當實施制裁的國家對相關產品擁有壟斷或近乎壟斷地位時。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制裁對象仍有可能采取規避手段，或是進行本土化調整，使得制裁的效果不理想。
壹般認為，關稅可以用來減少對敵對國家的經濟依賴，並推動供應鏈多元化。 但這種多元化也可能只是“統計上的幻象”，因為部分貿易只是經由第叁國中轉而顯得“多元”。以中美貿易為例，特朗普1.0發動對華貿易戰之後，原本來自中國的商品先出口到別的國家（例如越南和墨西哥），再轉口到美國，那麼看起來貿易伙伴變了，但實質上供應來源並沒有真正改變。總體而言，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
作為工業政策手段
關稅有助於建立或維系在關鍵戰略產業方面的競爭優勢，但遠遠不是“最優解”。
為什麼呢？因為關稅通過人為提高某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實際上相當於為國內生產者提供了壹種“選擇性補貼”，在讓本國產品相對更有競爭力的同時，也對國內消費者施加了壹種“選擇性稅負”，使得他們購買這種商品要付出更高的價格。也就是說，關稅壹邊鼓勵生產，壹邊抑制消費。從政策目標的角度看，鼓勵國內生產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出於安全或經濟發展考慮），但限制消費往往都說不通。直接提供生產補貼或給予稅收減免，才是更合理、更有效的做法。只有當政府面臨財政約束，無法提供足夠的補貼時，關稅才會成為壹種次優但可行的替代政策工具。
在美國，主張加征關稅的人（無論左右）往往指望關稅能帶回制造業工作崗位，提高工人工資。這種想法在經濟學上並非沒有根據。早在1941年，斯托爾珀和薩繆爾森（Stolper & Samuelson）就提出過壹個著名的模型，亦即與低工資國家進行貿易，會壓低本國低技能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但他們也指出，保護主義（如征收關稅）雖然能讓部分工人受益，但從整個經濟體角度看得不償失。換句話說，關稅並不創造新的財富，而只能在社會內部重新分配收益與損失，充其量是壹種低效的再分配手段。
壹些人認為，美國過去幾拾年的貿易自由化傷害了工人，因此可以通過重新加關稅來“糾正”錯誤。這壹觀點存在兩個關鍵誤區：
其壹，貿易並不是導致錯誤的主因。全球化確實造成了壹些行業和工人受損，但多數就業變化、工資停滯甚至產業流失，主要源於技術進步、自動化和國內政策失衡，而不是國際貿易本身。換句話說，貿易只是其中壹個小因素。-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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