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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1-13 | 来源: 观察者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要不是青岛解放得快，可能再晚两周，我父亲也要被丢到海里。但刚死里逃生，又遭遇变故——他和他的同乡、后经证实是共产党人的李国萃被撤退的国民党一起送上来台的军舰。之后迎来了他的第二个生死交关时刻。
在台中的军营里，每天都有人恐吓他们，“我知道你们的底细，你们都已经来到这边了，最好不要再给我搞什么小动作。”我父亲他们担心国民党会秋后算账，因此找机会逃离了军营。李国萃跑到台南，重新和地下党省工委取得联系，我父亲则是跑到高雄。
他在高雄刚好碰到一个山东老乡，那时因时局混乱，很多人的身份证明都还没有过来，他的老乡就把自己的军人补给证给他，让他去申请一份临时身份证件。我父亲真的蛮勇敢的，他不仅拿到证件，还借此考上了个无线电技师学校，拿到毕业证书。
我父亲后来被抓，是因为北上探访于凯。于凯是他在游击队里认识的同学，来台后当了台北大学学委会的干部。那时台湾社会因戒严令风声鹤唳，我父亲不知道于凯当时已被军警监控。军警看有人来找于凯，就顺藤摸瓜查下去。1951年前后，军警找到我父亲，说：“张敏生，你不要再逃了。”
1951年5月11日，我父亲被羁押，之后被以《惩治叛乱条例》第5条“参加叛乱之组织”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他的同乡李国萃，后来也受于凯案牵连身份暴露，于1952年6月24日和宫树桐等人在台北马场町附近的川端桥遭枪决，现葬于六张犁第三墓区。就我目前的探索研究来看，我父亲能免于死刑，可能是因为没有实质参与在台地下党的工作；如果他的同乡们多讲一些他们在大陆的过往，他也可能难逃一劫。
我父亲出狱后一直在找寻他同乡的家人，希望能把他们的遗骨带回家。他后来终于等来了李国萃的亲属，将他的遗骨带回家乡安葬，但他心里还有很多遗憾，比如其他在大陆的家属可能都不知道亲人的遗骨在台湾。在我父亲晚年时，我慢慢接手这些事，使他不用再挂心。
1996，马场町刑场遗址，秋祭现场
观察者网：我在台湾“人权记忆库”里查到您父亲的一些资料，资料显示您父亲前后累计被判18年，第一案是您前面提到的所谓“参加叛乱之组织”，被判15年，第二案是“案发时为受刑人，涉嫌抄写反动笔记、文字及书籍等情”，因此1956年被判15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再“交付感化3年”。
张晓霖：是的，我父亲的第三个生死交关时刻就是发生于这时候。他们那批支持红色思想的人，在狱中跟国民党政府做思想斗争，他们在狱中也在学习。我父亲提及自己在绿岛的这段岁月时常常会很自豪地跟我说，“敌人关押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干部学校。”在国民党眼里，这些思想坚定的人是“顽固新生”，是冥顽不灵的“红帽子”，不能留。当时国民党挨个审讯他们，我父亲和吴树培等人在狱中紧急说服了一个已录了口供的台籍受难者。
他们这批人在知道事情泄露后，赶紧劝说这个台籍受难者：“我们现在之所以在牢里，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欺压，你怎么能为虎作伥？如果我们后面能出狱，就把你出卖难友的事和大家讲。”从日据时期开始，大家就已非常痛恨出卖别人获取私利的人——你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随波逐流，但不可以出卖身边人当走狗。所以那个台籍受难者当时就有点害怕，又说自己已录了口供，改不了了。这些人就告诉他可以上庭翻供，翻供的话，他们还能九死一生，不翻供，那肯定毫无生机。得益于他的翻供，我父亲只是再加三年管训。
我父亲和其他狱友有着同样的支持社会主义的理念，并在狱中为此而奋斗与互助。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会敬称他们为“老前辈”，他们自己则因在绿岛的经历而谦卑地自称“老同学”，有时难友见面时，彼此之间又会说“老同志，你来啦”。
观察者网：除了您父亲的经历，我了解到您还做过其他不少“老同志”的口述史；现在，您在互助会里全职工作。能否聊聊您父亲如何影响乃至塑造您的使命感？-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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