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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1-13 | 来源: 观察者网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张晓霖：台湾在经历38年的戒严后，于1987年7月解除戒严令；解严之后，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才成立，他们这些统派才活跃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时有个规定，男生必须服完兵役才能出境。我一服完役，我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回山东老家认祖归宗。他带我去一些地方，告诉我“这是日本人欺负我们的地方”、“以前因日本吃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有人啃树皮脸肿起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还带我看了课本之外的真实的长城及长江；他是个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也曾指着三峡大坝同我说“这大坝不是喊喊‘共产主义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可以建成的”。
首次回山东老家之后，我爸妈会不时带我参加一些统派活动，我从那时开始有些懵懂。2000年之后，我父亲因年纪大了，身体慢慢变得不太好，因此在他出去参加相关活动时，我母亲会让我多陪着——我母亲祖籍闽南，出生在台北，一直很支持我父亲的理念，还跟我说父亲这些人做的是好事，可惜2017年母亲过世先走一步，对父亲与我打击很大。
2007年左右，我开始“自我觉醒”，想要寻根探源——不只是了解血脉传承，也想在思想精神层面进行探索。所以当时我从信息多媒体产业跳到领域完全不一样的互助会，至今18年有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对我的父亲有更多的了解。
此前我完全不知道他竟然是“白色恐怖”的亲历者；我也终于理解为什么小时候经常有警察来我家。我家住在顶楼，家门口有本签到簿。台湾的警察会定时巡逻，当时经常有警察安全巡逻到我家门口签到，还会顺便敲敲我家的门。那时我觉得台湾的治安还不错，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在一楼巡逻就行，他们还特地上到十几楼；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借巡逻之名监控我家，因为我父亲被国民党记录为“特殊分子”。
我父亲早些年完全不敢跟我讲他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经历，可能是怕我不小心讲错话。2012-13年，他生病住院，我在医院陪他时会主动和他聊起当年的事情，不断追问。我记得我当时和父亲说过，“你被关押，是因为做了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吗？如果你真的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我会替你向外界道歉。”后来我才了解，有时候这世界黑白对错要看你用什么标准、立场去衡量。在和父亲的对谈中，我重新了解了他，了解了他们这批人。
图为互助会参访西柏坡纪念馆时，张晓霖与其父母亲在接待室的合影，前面是来访宾客的签名簿。
观察者网：在做这些人的口述史，还原“白色恐怖”时期历史时，主要有哪些挑战？
张晓霖：若说挑战，主要可以分为物证和人证两方面。
物证的困难主要体现在档案获取上。关于红色历史的档案记载，不像大陆延续性非常明确且完整，国民党在台湾这边的档案记录因兵荒马乱、人员变动等因素遗失了不少。即使找到一些片段记录，一来我们不能根据片段虚构全部历史，二来记载具有强烈“反共”的主观意识，要细加甄别。此外，部分历史真相会随着一些人的逝去而消失，幸存的政治受难者也不可能跟国民党讲太多、太深入，所以我们得从他们私底下被扣查的文件里寻找蛛丝马迹，从而拼凑出事情的全貌。
证人寻访方面，如果访问的是支持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社会运动者，他们中不少人会遵守一条“纪律”：如果他们上面的人没点头说这事能讲，他们就会把事情烂在肚子里，不然就是避重就轻地说。这几年因民进党严重扭曲历史，所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他们后来偶尔会主动提及这段历史，不过关于红色历史的部分还是会比较慎重。
其实，不论是档案获取还是证人寻访，都只是过程，重点在于目标的确立：我到底是为何而找？最后要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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