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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1-16 | 来源: 每日人物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后来，坐飞机的次数多了，我已经能够更自然地向工作人员说明自己的义肢了，但求助还是很难，因为求助以后，事情仿佛都不受控制了，我不知道开口后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是被单独带进隔间，或者是又要调集更多原本在忙其他事的工作人员，还是又拉一块布帘？
每一次，我的首选都是尽可能自己解决，实在没办法了，才开始在心里排练求助的话术，然后观察周围的工作人员，挑一个看起来面相最善良、手头工作相对轻松的人求助。
不光是流程无法预测，对方的反应我也无法预料。去年，我换了一条义肢，于是把旧义肢装进一个编织袋里，打算带回老家，托运时，我向机场的工作人员求助该如何具体操作。得知袋子里是义肢后，工作人员沉默了几秒，紧接着脱口而出，“那你要不穿上呢”，可我当时本就穿着义肢，完完整整地站在他的面前。我当下觉得既好笑又无语，但后来想想，可能他工作时很少遇到残疾旅客，自然也拿不出的具体应对方案。
最崩溃的经历，发生在前年冬天，我代表公司去参加联合国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活动。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开心，也非常骄傲。当天早上，我早早地起床，穿着自己最爱的西装套装出发，路上一直在想，会上要如何代表公司发言。眼看着就要到大厦了，地面上恰好有一块冰，我一不留神，啪地摔倒在门口。义肢很硬，腿上穿的每一层裤子都摔破了。摔倒的那一瞬间，那些骄傲和开心，烟消云散了，仿佛老天突然给了我一记耳光，它在提醒我说：“你和别人能一样吗，还不多加小心。”
20多年里，
我都在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向他人求助的前提是，直面自己的残疾，可单接受这一点，我就花了将近30年。
刚失去左腿时，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12岁时，我生了一场重病，直到手术前，父母都没敢告诉我具体的手术方案，但我好像隐约有些预感。手术前一晚，我环抱着左腿躺在床上，自言自语，“我会失去你吗？”
隔天手术醒来后，我感觉左腿有种悬空的感觉，我问病床边的舅舅，“我的腿被吊起来了吗？”他回答我：“没有，你的腿已经没了。”当时的反应，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猜应该很崩溃，导致身体开启了自动保护机制，让我忘记这件事。
▲ 图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但我记得，大概几个小时以后，全家人都很悲伤，我反而开始安慰家人：没关系的，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看起来，我好像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接受了这件事，从那以后，我几乎也没有因为失去左腿而情绪崩溃过。如果单从成长轨迹来看，从小县城考到北京读书，再入职大公司，一步步晋升到中层，我和很多人的确没什么不同。
甚至，我一度以为自己早就与左腿和解了，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型读书会，其中有一个环节，每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讲了自己做手术的经历，那也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聊起自己的身体，而且完全不受控制地，讲着讲着我就哭了出来。
也是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可能并没有完全接受失去左腿这件事。再回头看去，我发现自己几乎是下意识地隐藏残疾，而且努力地证明自己依然和别人一样。
刚做完手术后，有一段时间要坐在轮椅上，我左腿的裤管打成一个结，家人推着轮椅向前走时，我总是故意把轮椅的脚踏板掰起来，让右脚落到地面上，来回动，感觉就好像自己在走路一样。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只有一条腿，但我这条腿是没问题的，和健全人没什么不一样。”现在想想那个画面，会觉得非常好笑，我为什么要这样证明自己？
但事实是，往后的20多年里，我反复在证明。-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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