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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1-28 | 来源: 叶维丽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另外一件小事也是爸爸记得的。一天我从院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大声报告喜讯:“快,快拿本儿,一家一个桃儿!”原来是副食店推着货车来院里卖桃,每家凭副食本买一个。后来听我爸爸说,那些桃子是商业部专门调剂给大院家属的,我胡同里那些同学家还买不到。
叶:一家就一个桃?
马:就一个。我爸爸说他忘不了我为了一个桃儿的兴奋样儿。
三年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家里有猪肉,我妈妈说做红烧肉吧。偏偏那天她把肉给烧糊了,她懊悔得直哭,觉得自己不可原谅。我妈妈轻易不哭,她一哭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爸爸一直在安慰她。我父亲平时很有些家长作风,但这时候很能体谅人。
其实当时一定级别的干部有特殊供给的糖、油、鸡蛋和肉。那几斤肉和蛋在今天看算不了什么,可是当年和普通老百姓比,就是特权了。我曾经帮家里去买过这些东西。到一个专门的食品商店,我出示一下手里的卡片,人家就客气地点点头让我进去。等我买了东西出来,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心想,我有的东西你们没有,挺得意的。这应该说就是优越感了。
叶:我专门问过我爸爸当时对干部的特殊供应。据他说,因为那时城市供应极度困难,几乎所有的食品都要凭票,像粮、油、肉、蛋、糖,等等,而且量极少,机关干部患浮肿病的比比皆是。我确实记得我在新华社医务所不只一次看到浮肿病人,都是新华社职工,医生往他们腿上一按一个坑儿,医生就给开证明买黄豆。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保证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十三级以上干部,每月再加上两斤肉,两斤蛋。当时有人讽刺这些享受特殊供应的干部,叫他们“糖豆干部”“肉蛋干部”。
据一个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这么一比,这每个月的几斤肉、几斤蛋,真是大大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标准了。
我听说那时候新华社有些人家,家里做饭也要称斤两,大人小孩按定量算,小孩定量少,就不让多吃。我们家绝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是爸爸妈妈和阿姨三个大人尽量保证我和弟弟吃。
但即使这样,我也记得饿是什么滋味儿,还记得二面饼(玉米面和白面)香甜的口感。新华社食堂卖过“人造肉”,那东西看起来像肉,有红有白,像是有肥有瘦,可吃起来像嚼腊一样。当时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我也吃过,一股草腥味儿,那时候的人什么都敢吃。
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山楂丸可以吃,大家觉得是特重要的发现,就都跑到中药房去买。山楂丸又甜又酸,很好吃,可就是越吃越饿,因为它是开胃的。我还跟着班上同学吃过桂皮,弄得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能沾有桂皮味儿的东西,一定是当年吃伤了。-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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