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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01 | 來源: 共益資本論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公眾捐贈越來越向頭部基金會集中；大額捐贈越來越向教育、科技集中；基層、小微公益組織生存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弱勢群體獲得的捐贈份額必然相應下降。”
這些問題，其他發言者也未嘗沒有提及，實則也是大多數從業者的真實體感，但沒有人像劉文奎說得這樣理直氣壯，酣暢淋漓。當然，他也沒有“拆台”，結論回到了：
“嚴格監管是行業亂象的必然結果；鳳凰涅盤是行業健康發展的必要階段。”
由此可見，言論空間盡管逼仄，沒到完全沒法說話的時候，還得看壹個發言者想不想說，會不會說。
與老壹輩的濃重的行業問題意識相比，中青代呈現得更多的是“職業生存邏輯”。
比如，有學者從法治視角提出冷靜的問題：“我們的基金會行業，它是壹個共同體嗎？”指出很多基金會對“這是壹筆錢，我們來管理”這樣尋常表述的理解也存在著差異。
比如，有研究者在“秘書長群體研究”中指出：
81%的秘書長在10人以下的小團隊工作；他們需要同時承擔項目執行、資源拓展、組織管理等多重工作；最關心的是身心健康、自我成長、家庭責任叁件事，其中44%處於“壓力成長”狀態。
在“閃電發言”環節，許多年輕的發言者帶著很強的生活感與情緒張力。
有人顆粒度很細地談到了“公益的苦”：
“去到雲南邊疆的壹些縣城裡去家訪，讓我看到了公益的艱難，確實很苦……早上八點從縣城出發，壹直到晚上拾點多或者拾壹贰點才能回來，回來整理資料到早上的肆伍點。”
有人與年會的主題唱反調，質疑公益作為壹份工作的“不可持續”：
“今天是我出差的第六天，我愛人現在正在醫院裡搶救病人，孩子壹個人在值班房……最近的我特別不可持續。今年年會的主題是‘共建可持續價值’，我們總是在談可持續的項目、可持續的資源，為什麼不聊壹聊項目官員的信念是不是可持續？籌資經理的房租是不是可持續？我們年輕人想扎根在這個行業，好好幹的心，是不是可持續？”
這些話非常真誠，也非常典型地呈現了壹代公益人的特征：
他們以秘書長、項目官員、傳播官、籌款人等具體職務進入行業，占用他們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是籌款、執行、合規、報告、績效、審計等具體的技術性事務，他們希望求得職業與生活的平衡，服務社會與陪伴親人的自洽，而不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宏大敘事。
老壹代關心：“行業往哪裡去？”中青代更關心：“項目怎麼做？團隊怎麼活？我還撐不撐得下去？”
老壹代使命感和中青代的職業感，並不存在誰更高尚、誰更保守的分別，不同的社會化過程賦予了他們不同的問題意識。
適應與療愈：行業的主基調的悄然改變
CFF2025年會開幕主論壇更多呈現“安全話語范式”，閉幕主論壇則集中地呈現了行業當前的情緒基調——“艱難”是最高頻的詞匯之壹。
這背後是壹種普遍的行業疲憊感：項目越做越復雜，合規要求越來越高，資源卻越來越少，並越來越向頭部機構集中，組織要活、人要活、家庭也要顧，所有壓力集中到壹代中年公益人身上。
閉幕前的行業建設發言中，主辦方也加入了這場“充滿坎坷”的集體表達中。北京基業長青社會組織服務中心（CFF執行機構）副理事長呂全斌回顧了自己在基金會論壇“站在這個舞台上整整拾年”的經歷，說這條路“充滿坎坷，並不平坦”，並呼吁每個基金會拿出1%投入行業建設，用“點滴貢獻成就奇跡”。
在困境中，呼吁“集體自救”。
從秘書長研究到閃電發言，從青年故事到“看見人再改變世界”的口號，CFF2025似乎有意增加了對從業者身心狀態的關注。在制度環境和資源環境雙重收緊的大背景下，這種“看見個體、承接情緒”的安排，未必是缺乏解困勇氣的表現，或可視為壹種維持行業韌性的生存策略：
當結構問題短期內無解，至少先讓人不那麼快崩潰；當宏大敘事難以展開，至少先守住個體的價值感與相互扶持。
CFF2025年會，誠實地呈現了這樣壹種集體姿態：
語言上，從“改變世界”“社會創新”，轉向“治理協同”“可持續價值”；議題上，從“價值方向”，更多轉向“專業技術”“合規實踐”；表達上，“思想輸出”，讓位於“情緒宣泄”；個人定位上，從“使命型行動者”，轉向“職業型執行者”。-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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