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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10 | 來源: 澎湃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在多數抗日戰爭題材電影中，整體風格往往冷峻而凝重，間或透出悲愴與豪邁的氣概；僅有極少數作品流露出輕松明快的氣質。
在這種背景下，《得閒謹制》就顯得頗為獨特。它的風格兼具詼諧與悲壯，試圖在正統的抗戰敘事脈絡之外，開拓壹條新的表達路徑，尋找壹種別樣的戰爭書寫方式，從而呈現民間視角下的抗戰敘事范式。
莫得閒（肖戰 飾）與夏橙（周依然 飾）
只求安穩日子的中國人為何拿起槍
《得閒謹制》的核心情節，是莫得閒因日軍侵略而屢次遭遇家園被毀，只得從南京流亡至宜昌，再輾轉至戈止鎮。然而，影片並未滿足於借莫得閒的苦難來展現戰爭之殘酷，或單純控訴侵略者的暴行，而是有更大的敘事野心。
悲劇若要動人，往往需要先建立起壹種正面的價值，再將其摧毀，才能給觀眾帶來強烈的情感沖擊。在影片中，莫得閒曾提及家中“伍世同堂”，那顯然是壹個傳統的中國大家庭，象征著安寧、和諧與歲月靜好。這正是影片所構築的正面價值，它代表了“鄉土中國”千百年來所向往的生活圖景。此後在宜昌與戈止鎮，莫得閒與妻子夏橙生下兒子，壹家叁口與太爺過著平靜安穩的日子，同樣展現出小農家庭特有的祥和與美好。
在本片中，所謂的“正面價值”，卻只是最平凡的生活日常。在和平年代，這樣的生活或許難以引人向往；但在影片所呈現的戰爭背景下，面對野蠻殘暴的侵略者，連這般清寒的日子都成了壹種奢望。影片正是通過反復渲染莫得閒與太爺漂泊的苦楚、他們對安寧的渴求，逐步構建起其深沉的主題。
影片在敘事上始終保持著克制與留白。例如莫得閒與夏橙在輪渡相識，彼此漸生好感；當夏橙勸莫得閒不如在宜昌安家時，莫得閒的拒絕竟換來夏橙輕輕的多記耳光。觀眾於此領悟，這實則是壹種含蓄的示愛。果然，隨著“兩年後”的字幕浮現，兩人已成婚生子。
正是在這類細節中，影片展現出其獨具匠心的表達策略：既不在殘酷戰爭中沉溺於過度浪漫的情感描繪，又要在戰亂背景下傳遞人性溫度。而夏橙以“安家”作為對莫得閒的誘惑與鼓勵，也體現出她對其心理的敏銳洞察。
莫得閒
影片實際上浸潤著中國文化的精髓，那便是中國人對“家園”始終不渝的眷戀。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中國社會本質上是鄉土性的，人們安土重遷，鮮少推崇流浪精神，卻始終懷有深厚的故土情結與家園認同。由此便能理解，影片中的太爺在長江渡輪上因遠離故土而心如死灰，但他仍細心攜帶著祖宗牌位。
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當日軍屠村時，莫得閒心中所系始終是家人；太爺每每欲沖出與敵人拼命，夏橙寧願不躲進地窖也要守在他身旁。而在戰事最危急的時刻，兒子莫等閒跑出躲藏處，夫妻贰人毫不猶豫地沖進炮火尋找孩子。正是通過這些細節，觀眾得以真切感受到中國家庭成員之間那種緊密相依的關系。
影片的高明之處在於，它在凸顯中國人對“家園”的深切眷戀、對“家人”的深情牽掛時，仍保持著壹份清醒的反思精神，即看到這種情感可能帶來的認知局限與行動上的短板。
正因中國人常將家人置於首位，有時便容易形成壹種“以家為先”的封閉心態，對超出“家人”范圍的世界表現得相對漠然，甚至視對方與自己的關系親疏靈活調整道德標准。這正是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當叁名日本兵進村屠殺時，大多數村民的第壹反應是躲在家中以求自保；即便有男子欲沖出去抵抗，家中的女眷仍苦苦勸阻。
然而影片並未陷入全然悲觀的基調，反而基於這種文化特性，為觀眾留下希望的種子：當家園被毀、親人逢難時，中國人同樣會挺身而出，展現出恢宏的勇氣與赴死的決心。即便是最初只想逃命的肖衍，在目睹梅德富死於眼前後，也最終選擇了抗爭，因為他們整個排，早已如壹個大家庭般緊緊相連。
同理，莫得閒雖在困境中常自我安慰：“就這樣吧，反正已經這樣了。”然而當他退無可退，後面就是他的家人時，卻變得異常勇毅決絕：“就不這樣，憑什麼只能這樣？反正都已經這樣了。”
影片以壹種幽默中浸透辛酸的方式，引領觀眾探向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觀察在這種獨特文化語境下形成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以及這些方式背後所蘊含的局限與潛能。
“兵渣”的血性從何而來
莫得閒的職業是鉗工，既非軍人，也不屬於任何政治陣營。肖衍則是國軍炮兵部隊的壹名排長。他們身份不同，彼此間甚至帶著敵意：肖衍稱莫得閒為“死老百姓”，莫得閒則回敬以“兵渣”。
影片中的肖衍，是壹個高度概念化的人物，其背景信息如籍貫、家庭、婚姻等皆未作交待。在他帶領的炮兵排中，每個人物都面目模糊，觀眾甚至難以記住他們的名字，更談不上了解其性格。從藝術創作的角度看，肖衍及其炮兵排的塑造近乎失敗。
然而，若換壹個角度看，這種處理方式或許暗含深意。對於這群國軍士兵而言，南京並非他們的故鄉，戈止鎮也不是家園，他們心心念念的親人也不在身邊。因為缺少這些倫理羈絆，他們得以從壹個特定的倫理關系網絡中逃逸，成了“自由之身”。正因為如此，他們在戈止鎮像是局外人，滿足於游玩嬉樂，並不關心國家破碎，更不關心民生疾苦。
肖衍（彭昱暢 飾）
影片將肖衍與莫得閒置於同壹險境，但面對凶殘的敵人，兩人的反應實則不同。對莫得閒而言，“家園”與“家人”是真實具體的，是刻骨銘心的。他從南京逃出，親見家人慘遭屠戮，也目睹普通百姓在戰爭中的生死掙扎，因而對日軍懷有刻骨的仇恨，自然就有明確的戰斗目標。
而那些既無家園牽絆、也缺乏國家意識的國軍士兵，只是被動地執行命令，在戰斗意志與戰術安排上都顯得麻木而遲鈍。影片本可借此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但其主題野心卻不止於此。
影片設置這壹軍壹民的角色對比，實則蘊含深意：是否擁有家園情結、是否心懷對家人的牽掛，不僅關系到人物形象的豐滿與完整，更直接影響其行動力量。
影片中，那群國軍士兵的生命處於輕盈的狀態，而莫得閒正如其名，壹刻不得停息，他要為家人的生計奔波，要為家人的安危拼命，他在戰事最激烈時也壹心多用，時刻關心另外叁個家人的去向。影片壹針見血地指出，壹個人活得“輕閒”還是“沉重”，差異僅在於他是否有為之奮斗的家人。
這份惦念，事實上也決定了生命的質量以及個體的人生意義。正如生死關頭，炮手康靈寶與麻郭富還在爭論誰輪值，這就是因缺少惦念帶來的無所用心。而肖衍在目睹炮兵排陣亡多人後，終於將自己視為“死老百姓”後，開始為他的炮兵排而戰。
影片看起來只是壹部戰爭片，實則站在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結構中，思考人生的意義。
中國人的家園能被摧毀，但中國人不會被摧毀
《得閒謹制》在戰爭場面處理上亦有可圈可點之處。最後那場自衛反擊戰中，炮兵排用壹門防空炮與日軍坦克對轟，視聽效果極為震撼，並體現出壹定的戰術設計。尤其當莫得閒將炮用梯子架至屋頂，眾人接力般以肉身承受巨大的後坐力時，場面悲壯而慷慨，令人動容。
在戰爭場景的處理上，影片善於藏拙。若要在動態中呈現大規模戰爭場面，往往耗資巨大。因此，影片圍繞莫得閒的住所，構築了壹個相對固定的戰場。將場景局限在狹小空間內，且僅有壹門炮、壹輛坦克對峙，有利於控制制作成本。
這種為節約成本而壓縮空間的處理，反而達成了多重藝術效果。莫得閒的住所，本是他們在戰火中尋得的安穩之家，雖然清貧，卻承載著壹家叁口與太爺相濡以沫的情懷。如今家園化作戰場，本身即構成壹種隱喻，仿佛整個中國大地、無數家庭都淪為戰火紛飛的前線。在這片退無可退的戰場上，日軍的凶殘令他們無法苟且，唯有誓死抵抗、血戰到底。因為，“家園”不僅是中國人的信念所在，也是親人最後的庇護所。
老太爺（楊新鳴 飾）
戰斗中，日軍坦克憑借機動優勢不斷變換角度，進行無差別轟炸，甚至試圖將整座房屋夷為平地。而中國人只能以焦土抗戰的決心，用血肉之軀彌補武器的代差。
這場戰斗，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拾肆年抗戰的縮影，那是無數中國人以家園為戰場、為保衛故土而進行的殊死抗爭。
中國人始終懷有深厚的鄉土情結，渴望與土地建立連結。他們在“戈止鎮”的名字中融入了“止戈”的祈願。然而，叁名日本兵卻斷言此處為“武鎮”。由此可見，中國人所期盼的“止戈”，在日軍眼中，仍是“用武之地”。
或許經過那場戰斗，中國人才會深切地明白：壹廂情願地祈求和平並不現實，唯有挺身而出、英勇戰斗，才能真正實現“以武止戈”。
影片結尾，莫得閒壹家肆口在廢墟之上緊緊相擁。這無疑是壹個生動的隱喻：家園雖毀於戰火，中國人卻不會被摧毀。正因那份深植於心的家園情結與頑強的求生意志，他們將堅持戰斗，直至勝利。
《得閒謹制》是壹部另類的抗日戰爭題材電影。它在情節的前半段壹度顯得輕佻而滑稽，像是對嚴肅歷史的壹次消解性書寫；尤其影片大量使用隱喻與象征，難免導致其顯性敘事顯得薄弱而牽強，許多內涵也需借角色之口直接道出，人物刻畫亦被有意淡化。
然而，影片在詼諧中融入了深意，並以舉重若輕的方式，不僅深入剖析並揭示了中國人的心理結構與文化特征，更站在中國普通百姓的角度，完成了對抗戰歷史的文化透視。在這壹過程中，我們既看到中國人身上的苟且與懦弱，也看到那份深藏的血性與頑強。
正如莫得閒所言：“像壹個人那樣慷慨赴死，像壹群人那樣前赴後繼。我們做的事情無人知曉，我們的後代與世長存。”
（龔金平，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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