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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13 | 來源: 青年志Youthology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深夜八卦 | 字體: 小 中 大
從“情緒價值”到“情感經濟”，我們可能正走向壹個“情感啟蒙”的時代：情緒不再是附屬品，而是理解公共生活、個人意義與社會關系的關鍵入口。
然而，在媒體與品牌的反復討論中，“情緒價值”常被簡化為短促、表面的滿足，人們看到的只是易於迎合的瞬間感受，而忽略了更深層、更長遠的情感維度。
經濟壓力、代際差異與平台化生活方式，讓年輕人的情緒需求不斷累積：既希望被看見，又肆處尋找“嘴替”；既渴望深度情感連接，又在信息過載與短效滿足中感到失落。
本期青沙龍，我們從“情緒價值”的流行談起，探討其背後的結構性成因：從被“個體化社會”強化的自我感受，到媒介環境如何放大情緒、切斷理解，使情緒不再通過身體、經驗與思考生成，而是被快速傳遞、即時消耗。
這是壹場關於情緒與情感的觀察，也是壹場關於連結與共識的重新思考。
本期問題青年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呈傑，「除你武器」主播，非虛構作者，曾供職於《GQ》《人物》《正面連接》
陽少，青年志執行主編，「問題青年」主播
媒體與學界的“情感轉向”
陽少：“情緒價值”被討論很久了。我自己的觀察是在2023年疫情結束後，社會開始集中關注情緒與情感的變化。比如社交媒體不斷冒出“松弛”、“發瘋”、“濃人”、“淡人”這些描述情緒的熱詞，看似抽象，卻又精准擊中當代青年的困境。
而在商業咨詢中，很多品牌都在問《青年志》同壹個問題：“年輕人在想什麼？為什麼抓不住他們的情緒？” 包括像 Labubu 這種爆火案例，也會被簡單歸因為“滿足了情緒價值”。表面邏輯成立，但背後壹定還有更復雜的層次，而“情緒價值”這個詞又被用得越來越泛濫和模糊。
我想先拋給兩位壹個問題，從各自所在的領域來看，你們是否也感到「情緒」在近些年變得更重要了？
吳呈傑：我的經歷或許可以回應這個問題。我最早是在傳統媒體工作，從《人物》、《GQ》再到《正面連接》。當時正好趕上了國內新聞報道的壹個轉向——非虛構的興起。相比傳統的“硬核新聞”和調查報道，非虛構更關注人物的內心世界，也有更多的文學性。
這個轉向背後有現實原因：壹方面報道的空間收緊，壹些議題難以展開；另壹方面，當你意識到結構難以改變時，視線自然會落到個體身上，關注他們如何在時代裡保護自己的內心。很多年來，我也是在寫這樣的非虛構報道。
到了2023年初，隨著疫情結束，我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職業方向。當時我感覺非虛構寫作已經無法承載我最初的表達沖動了，正好播客這個媒介在興起，於是我就開始和搭檔壹起做播客，到現在已經快有叁年了。
相比非虛構，播客的情緒\情感屬性更明顯。非虛構再強調內心，它還是2D的紙面文字；但播客是貼著耳朵聽進去的，是在人最私密的時間裡進入他們的生活空間。很多聽眾說，我們的節目像兩個朋友在耳邊聊天，那種陪伴感是非常直接的。
從我的職業路徑回看，會很清晰地感受到這幾年「情感經濟」的上升：媒介在變化，人們尋求陪伴、理解、情緒出口的方式也在變化。
劉海龍：剛才陽少拋出的這個話題，從學術上來講其實說來話長。學界確實經歷過壹個重要的“情感轉向”，大概出現在上世紀八九拾年代。在那之前，社會科學更多強調理性，比如哈貝馬斯講“公共領域”，強調公民之間要超越個人利益、以理性的方式交流，通過禮貌與理解建立共識，這是當時非常主流的看法。
但後來這套理性模型也受到很多批評。壹個非常經典的例子來自學者林郁沁（Eugenia Lean）在《施劍翹復仇案》裡的分析——她討論民國時期壹個女性為父報仇、刺殺軍閥的案件。從法律上說，這無疑是壹起犯罪，但當時的社會輿論幾乎壹致呼吁“法外開恩”。大眾的情感認同超過了理性判斷，甚至在建國後，施劍翹還成了政協委員。林郁沁據此提出，公共領域中不僅有理性的討論，還存在壹個“情感公共領域”，不能忽略情感在公共事件中的力量。
著名社會學家阿莉·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也提出過“情感勞動”理論。過去我們理解勞動，更關注任務本身；但在現代社會，很多職業要求的不只是做事，還包括態度、情緒與姿態，這就是所謂的“情感勞動”。比如空乘等服務業，你不僅要完成服務，還要保持友好與謙恭——情緒本身被納入了勞動的壹部分。
還有壹條可以追溯的線索來自哲學界，20 世紀初的海德格爾是關鍵人物之壹。他討論人的存在方式時提出“現身情態”——其實就是情緒。他認為情緒不是附屬品，而是人最基本的存在狀態。比如“畏”，不是對某件具體事的害怕，而是壹種無處不在的、不由自主的情緒結構。我們今天說的焦慮，其實就是這種“畏”在當代的表現。人是被情緒包裹的，我們與世界的互動很大程度就是情緒性的。而這與之前“理性為主、情緒不重要”的傳統完全不同。這也引發了後來學界對於“情緒”“情感”的重視。
電影《邪不壓正》
為何“情緒”與“情感”，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陽少：兩位都從各自領域確認了“情緒”“情感”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如果把視角拉回到近幾年的中國語境下，原因是什麼呢？
我拋磚引玉。首先是經濟形式的變化，以前人們可以想象“向上流動”的未來，但當這個敘事變得不那麼確定，人只能開始向內挖掘更豐富的個人體驗與情緒；其次是社交媒體與算法，放大了情緒化內容，強化共振或對立；最後是代際差異，我們討論情緒時，經常會感受到那種“上壹代太鈍感、下壹代太敏感”的張力。像年輕人說的“老登”，其實更像是兩代人在情緒表達與理解上的碰撞。這種差異不但影響家庭關系，也在影響公司上下級關系，以及品牌與消費者的溝通。
吳呈傑：我之前看過壹本日本學者寫的社會學著作《00 年代的想象力》。裡面提到壹個觀點：過去我們活在“大敘事”下，大家都有壹個共同被籠罩的集體故事；而現在是“小敘事”的年代。這點在近幾年的社會變化裡特別明顯。
前些年，尤其疫情期間，我們確實處在壹個相對共通的公共語境裡。但到這兩年，雖然我們還能看到媒體統計出來的“年度情緒”，但正如陽少剛才講的，算法和各種機制，讓每個人都被困在自己的信息繭房裡。而信息繭房也會帶來“情緒繭房”。
過去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往往是因為某個巨大的公共事件；現在更多是非常小眾、分眾的情緒連接。比如我們的播客，服務的就是壹個相對明確的群體：18 到 35 歲為主、女性偏多、MBTI 可能 NF 值比較高的人——更願意向內探索、關照自己情緒。
有時平台算法會把節目推給並不是我們受眾的人，就會出現壹些很奇怪的評論。這種落差會讓你意識到：雖然大家都在同壹片互聯網裡沖浪，但使用的語言、共享的情緒，其實完全不同。
但也正因為這種鴻溝，以及對話的缺失，反而讓人更珍惜在小共同體裡的情感聯結。播客和其他媒介不壹樣，大多數時候評論區都非常溫和、包容。經常有聽眾分享自己近期的挫折，下面就會有人安慰她、鼓勵她，“沒關系，會好起來的”。那種感覺很像在壹個小共同體裡抱團取暖。
劉海龍：小吳剛才講到“共鳴”，這是大家今天特別追求、也特別向往的狀態。但真正的共鳴是什麼？德國社會學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寫過壹本書就叫《共鳴》。他講的共鳴，其實跟剛才小吳說的那種並不壹樣。
羅薩認為，共鳴是人與社會之間建立的壹種雙向連接，不只是人與人，還包括人與世界、人與物之間的相互理解。但我們現在所說的“共鳴”，往往是單向的——比如播客評論區裡“你說出了我心裡想說的話”，我們把它稱為“嘴替”。它並不會改變我，只是確認了“你和我壹樣”。這反而體現出現代社會的原子化：人與人很難建立起傳統意義上的深層連接，於是轉而希望在別的媒介裡找到某種被理解、被聽見的感覺。
而這又和當下年輕壹代的視野變化有關。對宏觀的社會結構、政治議題，他們普遍沒有太大興趣，因為會覺得“我改變不了”。在這個體系裡，從小就被教導要遵守規則、爭取個人利益最大化。在這樣的前提下，“我”的感受就變得最重要：我希望被理解、被尊重，對任何不公都會格外敏感。這其實是前幾年大家討論的“個體化社會”——以個人為中心來認識和應對世界。也因此，情感和情緒議題會受到更多的關注。
這裡再補充壹點。今年牛津詞典把年度詞匯頒給了“Rage Bait”，Rage 是憤怒，Bait 是誘餌，就是我們常說的“引戰帖”。去年是“腦腐”（Brain Rot），兩者其實也有相關性。Rage Bait不壹定代表發帖者的觀點，但發出來壹定會讓人憤怒，大家壹怒就吵起來，遠比正面情緒更能驅動參與。平台喜歡 Rage Bait，因為它能制造沖突，而沖突意味著流量。媒體也壹樣，為了“有話題性”，往往故意留下錯誤或偏差，讓你來反駁，讓討論變得更激烈。
另壹點，也和經濟周期有關。在經濟下行時期，媒體和企業會更加在意消費者。從前可能是“大家來擁抱品牌”，現在反過來“品牌要來擁抱你”。過去暢銷書是勵志型的，讓你去奮斗、去成為下壹個喬布斯或馬雲；而這幾年，暢銷的內容明顯變得“撫慰型”——告訴你“你是對的”“你是好的”，問題都不在你。而許多媒體、播客也在不斷肯定受眾，形成壹種迎合性的敘事。
我最近觀察到，連壹些原本應該保持批判性的學術研究，也逐漸變成了“你這樣做沒問題”“誰說這不好呢”的話術。從媒體到學界，過去多少還承擔壹點啟蒙性質，或至少堅持理性討論；現在則更強調貼近、認同、順著你的情緒走。
這種“無限制滿足”的邏輯，會讓情緒被不斷放大。當情緒越來越缺乏反思，就容易積累、膨脹；壹旦得不到滿足，就會轉為憤怒。這種情緒的生產生態，其實也是經濟下行階段的某種產物。
吳呈傑：我覺得海龍老師剛剛分析得特別好，他從暢銷書的視角講了社會情緒的變化。我也分享壹個小觀察，今年的電影市場其實也能體現這壹點。
前段時間，我看了姜文的《你行！你上！》，這部電影票房非常壹般，可能很多人都沒看過。但姜文畢竟曾經是中國電影的金字招牌，這部電影講述的又是郎朗這樣壹個曾代表中國經濟上行時期的人物。朗朗本人的成長也是很中國經濟發展同步的，他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為了少有的開幕式單人表演者。當時他在采訪中說：“我跟整個新中國壹起飛起來了。”
所以你能從整個片子裡看到壹種很久很久都沒有看到過的癲狂與亢奮。姜文在朗朗奧運開幕式表演的這壹幕，直接用超現實手法讓朗朗“飛”了起來，我當時的觀影感受就是大家現在說的“經濟上行期的美”。但它其實距離當下的社會情緒已經非常遙遠了，也因此票房壹般。
相比之下，今年票房較好的電影反而更強調自我接納。比如《哪吒2》，它並沒有講壹個小人物逆天改命的故事；現在熱映的《瘋狂動物城》也壹樣，觀眾離場時說“好溫暖、好治愈”。很多電影到了結尾，主人公命運並未發生本質改變，仍是普通人，甚至可能依舊過著辛苦的生活。但不同的是，人物學會了接受自己的命運，學會了作為普通人，有尊嚴地活下去。
電影《你行！你上！》
情緒泛濫，情感匱乏
陽少：兩位前面提到，亢奮、打雞血、宏大敘事在當下並不奏效。這可能也是今天很多品牌在傳播時遇到的難點：既想撫慰年輕人的情緒，同時又希望傳遞壹些積極的主張，但稍有不慎就踩雷，甚至被反噬。這可能恰恰說明，今天我們處在壹個“情緒泛濫但又情感匱乏”的時代。
這個判斷是南京大學新聞學院的袁光鋒老師提出的，他在文章中區分了情緒和情感：
情緒是應激的產物，源於外在世界的臨時刺激，例如，壹個有趣的短視頻、壹頓美食、突然降臨的壞天氣，都可能改變我們的情緒狀態。因此，情緒是臨時的、淺層的、變動不居的，難以創造穩定的、持久的意義。情感則與意義、價值、關系相關：我們的憤怒源於我們認為侵害公平、正義的事情正在發生；我們也通過愉悅、幸福、愛等創造人生的意義，實現自我價值，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穩定關系。
兩位是否認同這個說法？
吳呈傑：完全認同。袁老師的話很精准，也更能反映我自己在閱讀長篇或深度內容時的感受。比如小時候讀文學作品，你不會有那種被瞬間調動的巨大憤怒，但它能在腦海裡長久停留，甚至多年後還能被喚起同樣的情感記憶。這種經歷在現在的新媒體環境中越來越少，短平快的內容更多是普遍而來的情緒。
我剛在底下還跟海龍老師開玩笑，說我們這些傳統媒體人其實沒法轉型去做短視頻，那完全違背原有的價值觀和審美。很多人轉向播客，是因為大家仍然相信，好內容所包含的情感往往是復雜的，需要上下文語境的鋪陳，需要系統地表達，而不是幾秒或拾幾秒的情緒沖擊就能完成的。
劉海龍：我跟光鋒認識很多年了，他這段話我也完全認同。我覺得需要進壹步討論的是為什麼會情緒泛濫？為什麼會情感匱乏？
首先，任何時代情感都是匱乏的。建立穩定關系、深度連接，對任何時代的人來說都是稀缺的。過去可能更稀缺，因為人的社交范圍有限，受教育程度不同，總體來說大家都更匱乏。
問題是，為什麼今天我們會特別呼喚情感連接？過去是壹種慢節奏生活，可能壹生只有壹兩個朋友。然而，今天的個體化社會，讓我們越發需要主動建立聯系。以前在大家族中，你不用主動去連結，也自然而然處在被關照的網絡裡，當然這種關照對於年輕人也是壹種壓力。但現在，這種自然的情感保障消失了，所以缺失感更強，需求也更大。
其次是情緒泛濫。其實任何時代的情緒都在泛濫。想想20世紀甚至更早，霍布斯鮑姆在《革命的年代》裡描述的各種革命，過去的情緒直接推動行動，而今天，情緒更多通過溫和、文明的方式在自媒體中宣泄。
今天我們之所以覺得情緒泛濫，核心原因之壹是可見性增加。過去的情緒是零散的沖突，今天每個人都有話筒，放大了個體情緒。但這種放大又局限於特定網絡空間，比如抖音。情緒看似爆發，但難以轉化為行動，更多是出氣口。宣泄之後，對社會影響微乎其微，只是讓個人平靜壹些、開心壹些。
任何時代都存在情緒的動員和操控。而我們越來越重視情感需求，是因為個體化帶來的缺失感，而網絡讓情緒的可見性和泛濫更加直觀，也更加局限。最終，宣泄完後，還是回到了個人生活和人際關系的經營。
吳呈傑：海龍老師提到壹個很啟發我的觀點：壹個人壹輩子的情感需求總量是有限的。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當代年輕人反而情感需求越來越多呢？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情感需求被“輕量化”了。
在古代，壹個人壹生中接觸的人很少，所以跟每個人建立的都是深度關系。在這些關系中，你可以完整體驗復雜的情感需求，以及雙向互動。但現在，每個人接觸的人多了很多，再加上互聯網的影響，很多時候我們反而會害怕進入深度關系。
這在年輕人嘗試的新型情感體驗裡表現得很明顯：乙女游戲、cos委托、追星，甚至聽播客。他們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情感慰藉，卻不用擔心如果表達不同意見會被評判。相比之下，現實中的親密關系需要大量情感勞動——化解誤會、澄清分歧、處理日常瑣碎——這對年輕人來說是壹種負擔。
「除你武器」經常被當作“深夜情感電台”，關於親密關系的節目也收獲了很多聽眾。並不是因為大家已經擁有了良好的親密關系，而恰恰相反，是因為大家對親密關系感到恐懼。我們壹方面渴望被愛，壹方面又害怕投入親密。於是通過收聽別人的經驗或感受，來獲得壹種情感上的代償。
劉海龍：小吳的觀察也啟發了我。在談“情感匱乏”時，其實還有壹個很重要的面向：我們的情感結構本身是被環境所建構的。
過去，情感需求少，但我們可能覺得滿意，因為要求沒那麼高。現在，通過各種消費產品、社會科學理論的啟蒙，我們會覺得原來的情感已經不夠了。這也是現代社會裡情感匱乏的原因之壹，我們需要更精細、更豐富的情感，而不是過去那種簡單的滿足。
比如，女性主義的討論就很典型。過去看世界名著，我們會津津有味，但現在回頭看，就會發現很多作品只提供了男性視角的情感，我們希望有女性視角的情感供給。這種需求增長，與社會發展以及媒介化的情感代償密切相關。
當我們的需求越來越多，但社會生活無法完全滿足時，媒介化的情感就變得突出。我們把欲望和需求投射到媒介中，媒介又通過情感節目、真人秀等來幫助我們完成這種需求。這種媒介化的情感壹直存在，因為很多情感、欲望本身都是模仿出來的。你接觸什麼內容、接受什麼教育、在青春期或成長過程中看到什麼樣的情感結構，就會影響你對情感的理解和需求。
另外，情感教育的要求也比過去更高。過去父母對孩子的關注相對粗糙：“你好好學習就完了”，甚至有體罰。今天，父母會更關注孩子的心理和情緒——擁抱、親子活動、肯定與關愛。這種變化固然是社會進步，但也提高了孩子對情感的期待。能否滿足這些需求，就會產生壹種鴻溝，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情感匱乏感”。
電影《成長教育》
當情緒替代認知，
壹個“情緒短路”的時代
陽少：兩位方才提到，情感需求是逐步生成的，跟經濟、媒介與代際的更迭都有關系。今天人們比以往更需要“情緒價值”。海龍老師過去在財新的專欄裡寫過壹篇文章，你說“情緒價值最大的問題不是情緒，而是被量化為價值”，能否再展開壹下？
劉海龍：我在《財新》寫那篇文章，是因為我對“情緒價值”這類提法非常反感。情緒壹直都在，但壹旦被價值化，就意味著被度量、被商品化，繼而可以被交換。能交換，就會變成勞動，而勞動就意味著可以被購買、被要求——這是我覺得最可怕的部分。
所謂“我付了你錢，你就要給我同等的情緒回報”，這不是情感，而是壹種剝削：你必須提供，我卻不需要回應。就跟我們給顏值、身材打分壹樣，情感被簡化為“提供快樂的能力”。本質都是把人拆成不同部件，按價值逐項標價，而不是把人作為壹個整體去看待。
在平台社會、數字經濟中，這種量化的後果尤其明顯。只要情緒能被量化，平台就能按標簽精准滿足，進而催生更多情緒。於是我最近提出“數字短路”或“情緒短路”的概念：情緒不再通過我的身體、經驗、思考，與世界或他人的實際交互來生成，而是通過媒介走了壹條更短、更快的通路。
就像電路被壹根無阻力的鐵絲接通，本應經歷的所有阻力和過程都被跳過了。平台能在你情緒還沒真正形成前，就預測並滿足你。“壹念未起，即被滿足”，這是社交媒體最可怕的地方。久而久之，我們產生情緒的機制被削弱，甚至不是“我的”情緒，而是別人已經替我宣泄、替我滿足了，我只是在接收而已。
所以才會出現我們說的“情感匱乏”、不願交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成了越來越長的路線，而情緒的宣泄卻走向越來越短的路徑。媒介改變了情緒生成的方式，也改變了我們與世界的關系。
陽少：您剛才講的，讓我想到最近圍繞“吸毒違法記錄封存”的爭議。在這波輿論中，其實是很多地方文旅賬號在挑動情緒，他們確實能從中獲得巨大利益——文旅編輯的 KPI 和瀏覽量掛鉤。像南通文旅，當時發出“誰家少爺又吸了”這種內容，正好迎合大眾對權貴階層的想象和憤恨，粉絲直接從 40 萬漲到 400 萬，各地文旅賬號也紛紛跟進。
但問題是：這樣的情緒到底有多少是經得起推敲的？情緒已然躍過事實，替代了真相。
劉海龍：對，這就是我說的“短路”。按理說，我們對壹件事的情緒應該在認知之後：先了解事情本身，再和自己的利益關系起來，最後才產生情緒。但現在完全跳過了認知環節，平台直接告訴你：“你就應該憤怒”“這事和你很重要”。於是大多數人連事情的來龍去脈都沒搞清楚，就開始跟著罵什麼“哪家少爺又出了事”。
但稍微想想就知道，如果真有這樣壹個“少爺”，為了救自己，根本沒必要通過立法等壹系列程序先來“拯救所有人”，逃避的方式有許多。把這壹切解釋成“陰謀”，在理性上根本說不通。你得操縱立法、操縱決策、操縱壹整套流程——成本高得離譜。
最終的問題就是：情緒替代了認知。我們的理性還沒來得及啟動，情緒已經被點燃了。
吳呈傑：海龍老師剛才說現在的情感越來越像壹種可被消費、可被購買的體驗，這點我感受特別明顯。我覺得當代人想要的“真誠”，其實往往帶著表演性——是壹種被精心設計過的“真誠”。
前段時間有個出圈事件，自媒體博主翁青雅采訪朱珠。大家關注的多是她磕磕絆絆的表達，但我注意到另壹個細節：從踏進門到落座，翁青雅始終不看朱珠，只盯著鏡頭。作為記者，我看多了現在的自媒體訪談，發現這種情況越來越常見。鏡頭裡的“閨蜜聊天局”看似很親密，但每個人都在對著鏡頭說話，不是對著彼此。
過去的聊天是兩點之間的連線；現在變成叁角關系，每個人都在和鏡頭及其背後的觀眾建立連接，而人與人之間的那條線卻被削弱了。看上去情感很濃，但更多是壹種被表演出來的情感。
我會常想這些，是因為自己還保留著壹些比較“傳統”的采訪習慣，需要在新媒體環境下重新調整。比如前段時間我在釜山電影節采訪舒淇，那期節目整體反響很好，舒淇也覺得是她感受很好的壹次采訪。這可能和我們之間共享的壹些語境有關系，比如我是看侯孝賢電影長大的，而侯孝賢又是對於舒淇的職業生涯影響深重的壹位導演。
但我後來看到壹些聽眾的反饋，他們反而“進不來”我們的對話。例如聊到侯孝賢，我們都覺得不用去交代，不用去解釋，就像在聊壹位彼此都很熟悉的人壹樣。而對於更年輕的聽眾來說，既不熟悉，也不關心，甚至有人會反問：“你為什麼老提壹個老登？你不是在采訪壹位女性導演嗎？”
我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壹點。後來朋友提醒我：你們聊得太順了，沒有邀請觀眾進入你們的對話。如果我是壹個有更豐富自媒體表達經驗的人，我可能會減少提起侯孝賢的頻率，並且做壹個漫長的語境鋪墊。
所以我的困惑是：在今天的社交媒體中，我該如何讓壹場好的聊天既保持“心和心的碰撞”，又能真正邀請觀眾入場？有沒有可能既不犧牲真實的連接，也不把對話完全變成面向鏡頭的叁角關系？
劉海龍：小吳剛才的例子特別典型，也讓我想到早期的電視采訪。其實那個時代已經存在同樣的問題：你以為是兩個人的交流，但現場始終有第叁者——鏡頭。對話被壹個“不在場的存在”不斷中介化。所以今天的困境並不是新鮮事，只是被新的媒介形態進壹步放大。
像小吳說的，他在采訪壹個人時，還得兼顧成千上萬的聽眾。大家都要被照顧、被理解，而壹旦沒被滿足，就會覺得受了委屈，甚至生氣。這個情緒背後，是壹種高度以自我為中心的姿態：“我不關心的事情，就不該存在。”
這種心態在消費行為裡表現得更明顯。比如陪玩、Cos委托、直播互動。我付了錢，你就必須無條件滿足我，讓我開心，讓我“被理解”。這不是情感連接，而是情感的商品化。壹旦變成商品，人與人之間那種需要時間累積的關系就被壓縮成壹條最短路徑：我付費，你提供情緒價值給我。
真正危險的是，當壹切都被商品化後，人會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也越來越不願意走那條真正漫長的情感路徑。
回到小吳的案例，我倒覺得媒介確實需要承擔壹部分職責。例如在采訪裡加壹些背景說明、解釋性的內容，把觀眾“帶進來”。但目的不是迎合，而是擴展受眾的視野。如果媒介只滿足觀眾已有的認知，那他們永遠只是在確認自己熟悉的東西。
反而是那些讓人“聽不懂”的時刻，才是學習的起點。課堂也是壹樣，全部都能聽懂，意味著沒有新事物進入腦海。只有當人產生困惑、甚至惱火的時候，那種阻力才可能轉化成成長的動力。
這或許是壹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在被情緒需求綁架的今天，如何讓那種“我不懂”的不適，不是變成憤怒，而是變成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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