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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WSDATE: 2025-12-13 | News by: 青年志Youthology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深夜八卦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我想先抛给两位一个问题，从各自所在的领域来看，你们是否也感到「情绪」在近些年变得更重要了？
吴呈杰：我的经历或许可以回应这个问题。我最早是在传统媒体工作，从《人物》、《GQ》再到《正面连接》。当时正好赶上了国内新闻报道的一个转向——非虚构的兴起。相比传统的“硬核新闻”和调查报道，非虚构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有更多的文学性。
这个转向背后有现实原因：一方面报道的空间收紧，一些议题难以展开；另一方面，当你意识到结构难以改变时，视线自然会落到个体身上，关注他们如何在时代里保护自己的内心。很多年来，我也是在写这样的非虚构报道。
到了2023年初，随着疫情结束，我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方向。当时我感觉非虚构写作已经无法承载我最初的表达冲动了，正好播客这个媒介在兴起，于是我就开始和搭档一起做播客，到现在已经快有三年了。
相比非虚构，播客的情绪\情感属性更明显。非虚构再强调内心，它还是2D的纸面文字；但播客是贴着耳朵听进去的，是在人最私密的时间里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很多听众说，我们的节目像两个朋友在耳边聊天，那种陪伴感是非常直接的。
从我的职业路径回看，会很清晰地感受到这几年「情感经济」的上升：媒介在变化，人们寻求陪伴、理解、情绪出口的方式也在变化。
刘海龙：刚才阳少抛出的这个话题，从学术上来讲其实说来话长。学界确实经历过一个重要的“情感转向”，大概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那之前，社会科学更多强调理性，比如哈贝马斯讲“公共领域”，强调公民之间要超越个人利益、以理性的方式交流，通过礼貌与理解建立共识，这是当时非常主流的看法。
但后来这套理性模型也受到很多批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来自学者林郁沁（Eugenia Lean）在《施剑翘复仇案》里的分析——她讨论民国时期一个女性为父报仇、刺杀军阀的案件。从法律上说，这无疑是一起犯罪，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几乎一致呼吁“法外开恩”。大众的情感认同超过了理性判断，甚至在建国后，施剑翘还成了政协委员。林郁沁据此提出，公共领域中不仅有理性的讨论，还存在一个“情感公共领域”，不能忽略情感在公共事件中的力量。
着名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也提出过“情感劳动”理论。过去我们理解劳动，更关注任务本身；但在现代社会，很多职业要求的不只是做事，还包括态度、情绪与姿态，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劳动”。比如空乘等服务业，你不仅要完成服务，还要保持友好与谦恭——情绪本身被纳入了劳动的一部分。
还有一条可以追溯的线索来自哲学界，20 世纪初的海德格尔是关键人物之一。他讨论人的存在方式时提出“现身情态”——其实就是情绪。他认为情绪不是附属品，而是人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比如“畏”，不是对某件具体事的害怕，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不由自主的情绪结构。我们今天说的焦虑，其实就是这种“畏”在当代的表现。人是被情绪包裹的，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很大程度就是情绪性的。而这与之前“理性为主、情绪不重要”的传统完全不同。这也引发了后来学界对于“情绪”“情感”的重视。
电影《邪不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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