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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13 | 來源: 青年志Youthology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深夜八卦 | 字體: 小 中 大
我想先拋給兩位壹個問題，從各自所在的領域來看，你們是否也感到「情緒」在近些年變得更重要了？
吳呈傑：我的經歷或許可以回應這個問題。我最早是在傳統媒體工作，從《人物》、《GQ》再到《正面連接》。當時正好趕上了國內新聞報道的壹個轉向——非虛構的興起。相比傳統的“硬核新聞”和調查報道，非虛構更關注人物的內心世界，也有更多的文學性。
這個轉向背後有現實原因：壹方面報道的空間收緊，壹些議題難以展開；另壹方面，當你意識到結構難以改變時，視線自然會落到個體身上，關注他們如何在時代裡保護自己的內心。很多年來，我也是在寫這樣的非虛構報道。
到了2023年初，隨著疫情結束，我也在重新思考自己的職業方向。當時我感覺非虛構寫作已經無法承載我最初的表達沖動了，正好播客這個媒介在興起，於是我就開始和搭檔壹起做播客，到現在已經快有叁年了。
相比非虛構，播客的情緒\情感屬性更明顯。非虛構再強調內心，它還是2D的紙面文字；但播客是貼著耳朵聽進去的，是在人最私密的時間裡進入他們的生活空間。很多聽眾說，我們的節目像兩個朋友在耳邊聊天，那種陪伴感是非常直接的。
從我的職業路徑回看，會很清晰地感受到這幾年「情感經濟」的上升：媒介在變化，人們尋求陪伴、理解、情緒出口的方式也在變化。
劉海龍：剛才陽少拋出的這個話題，從學術上來講其實說來話長。學界確實經歷過壹個重要的“情感轉向”，大概出現在上世紀八九拾年代。在那之前，社會科學更多強調理性，比如哈貝馬斯講“公共領域”，強調公民之間要超越個人利益、以理性的方式交流，通過禮貌與理解建立共識，這是當時非常主流的看法。
但後來這套理性模型也受到很多批評。壹個非常經典的例子來自學者林郁沁（Eugenia Lean）在《施劍翹復仇案》裡的分析——她討論民國時期壹個女性為父報仇、刺殺軍閥的案件。從法律上說，這無疑是壹起犯罪，但當時的社會輿論幾乎壹致呼吁“法外開恩”。大眾的情感認同超過了理性判斷，甚至在建國後，施劍翹還成了政協委員。林郁沁據此提出，公共領域中不僅有理性的討論，還存在壹個“情感公共領域”，不能忽略情感在公共事件中的力量。
著名社會學家阿莉·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也提出過“情感勞動”理論。過去我們理解勞動，更關注任務本身；但在現代社會，很多職業要求的不只是做事，還包括態度、情緒與姿態，這就是所謂的“情感勞動”。比如空乘等服務業，你不僅要完成服務，還要保持友好與謙恭——情緒本身被納入了勞動的壹部分。
還有壹條可以追溯的線索來自哲學界，20 世紀初的海德格爾是關鍵人物之壹。他討論人的存在方式時提出“現身情態”——其實就是情緒。他認為情緒不是附屬品，而是人最基本的存在狀態。比如“畏”，不是對某件具體事的害怕，而是壹種無處不在的、不由自主的情緒結構。我們今天說的焦慮，其實就是這種“畏”在當代的表現。人是被情緒包裹的，我們與世界的互動很大程度就是情緒性的。而這與之前“理性為主、情緒不重要”的傳統完全不同。這也引發了後來學界對於“情緒”“情感”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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