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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15 | 來源: 叁聯生活周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上面千條線，下面壹根針”，形容的就是社區工作者大部分時候面臨的處境。“社區能夠騰挪的資源和空間非常有限。”方晴說，社區工作者更多時候只是“吹哨者”，問題是否可以解決、如何解決、多久能解決，往往不在他們控制范圍內，但居民的不理解常常轉化為對社區工作者的埋怨。不合理的訴求可以申請“剔件”，但寫說明、找依據，就得花去大半天時間。更重要的是，“居民的投訴問題沒解決，可能會給社區扣分，後續街道會被扣分，影響街道排名。”社區工作者李文述告訴本刊記者。
令人頭疼的，還有各類形式主義工作。“今天填完的表格，過兩天又要重新填寫；按要求統計完小區老年人裝電梯意願後，又沒有任何後續工作”。李文述向本刊吐槽，前陣子街道要求提交兒童友好社區建設方案，李文述絞盡腦汁，寫得天花亂墜，但場地如何申請、建設哪些設施，都是空中樓閣，“實際沒有任何的配套資金和支撐性材料”。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沛在《基層治理現代化背景下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中提到，“本應作為‘基層服務者’的社區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常扮演‘行政末梢’角色。”雙重身份要求下，社區工作者既要執行“對上”的行政任務，又要應對“對下”的居民訴求，這種工作事務的交織導致壹些社區工作者“職責超載”。
難以留下的年輕人
與超載的工作量相比，社區工作者的薪資水平卻顯得相對有限。以北京市為例，社區工作者的基本待遇，包括基本工資、職務年限補貼、獎金和其他待遇肆部分。疫情之前，每月工資到手4000-5000元。盡管2023年經歷過壹輪調薪，但也僅有6000-7000元——在全國范圍內雖屬中等偏上，但在這座大城市，依然難言寬裕。
李文述2022年大學畢業，作為社區裡最年輕的工作人員，和同事們相比，她的生活處境明顯不同。“不少同事本身並不缺錢，比如有30多歲從大廠轉過來的，之前在大廠工作10年攢了幾拾萬，來社區只是想改變生活方式，不需要考慮未來發展。”李文述在北京雖然沒有房貸、車貸，每月還能攢下壹點錢，但這份“夠用”僅能維持眼下基本生活，長遠看工資漲幅也極小，“工齡工資每年只漲50元”。作為獨生子女，她還要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他們沒什麼積蓄，沒法給我太多支持”，想到未來結婚、生子等大事，這份薪資就顯得遠遠不夠了。
李文述有點後悔壹畢業就進入社區社工，“應該先在外面闖蕩幾年，實在不行再來”。在她看來，社區工作雖然穩定，但前景有限，工作內容也與市場需求脫節，未來想轉行都難。
“在身份定位上，大部分社區工作者既非公務員又非事業編人員，在現行行政體系中屬於財政供養的‘第叁類人群’，致使社區工作者隊伍的職業發展存在障礙。”周沛指出，這種障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壹是職業薪資待遇的吸引力較低。部分地區低於社會平均工資水平。贰是存在職業晉升的“玻璃屏障”。
目前，社區工作者的職業晉升主要依賴肆條路徑：考公、考編、在社區內部晉升或通過政策渠道轉入事業編制。2024年發布的《關於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意見》明確，要加大從優秀社區工作者中招錄（聘）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力度。對任職滿壹定年限、表現突出的社區黨組織書記，可擇優聘為事業編制人員；特別優秀的，可擇優調任或通過換屆選舉進入街道（鄉鎮）領導班子。但多位采訪對象告訴我們，由於直通名額有限，真正能走通這條路的人少之又少。
“較低的職業薪資標准與受限的職業晉升渠道，導致社區工作者的職業吸引力與認同感偏低。”周沛說，在這種局面下，個別初次就業的青年社區工作者往往將社區工作視為“職業跳板”，職業投入程度不高。
申甜和李文述仍在准備考公，“我計劃考到35歲，壹定要上岸”，李文述語氣堅定。但失去應屆生身份後，上岸變得愈發艱難，“大部分崗位只面向應屆生，我只能從極少數崗位裡挑選，競爭會翻好幾倍”。
方晴則選擇繼續留在社區。兩年多的歷練，讓她從瑣碎的基層工作中尋得了職業價值。今年，方晴還收到壹面錦旗，來自壹位社區阿姨。當時，這位阿姨洗澡時突遭停水，情急之下與物業發生爭執，壹度升級至報警的地步。次日，阿姨仍憤懣難平，撥打了12345投訴。方晴作為接訴即辦負責人，在電話裡耐心調解了壹個多小時，終於讓阿姨情緒緩和，糾紛得以化解。
“很多時候，我們就像大家的情緒創可貼。”方晴向本刊分享工作心得，“居民常常帶著情緒來，我們需要先提供情緒價值，壹旦把對方的心結打開，事兒也就好辦了。”性格中的“高敏感”，曾讓方晴容易內耗，如今反而能幫她敏銳覺察居民情緒變化。大學時的語言專業訓練，也讓她能更准確地把握對方話語背後的真實意圖。-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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