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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15 | 來源: 觀察者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2024年10月15日，山東東營，山東石油化工學院秋季校園招聘會。（CFP）
第叁是產業需求的強勁拉動。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擁有最完整的產業鏈條。從消費電子到新能源汽車，從高端裝備到生物醫藥，幾乎每壹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都對應用科學研究提出了海量需求。這種需求不是抽象的學術興趣，而是實實在在的市場機會。當研究者知道自己的成果可以很快轉化為產品、創造價值時，他們的研究動力和研究方向都會更加明確。
第肆是制度創新的持續推進。
中國的科研管理體制雖然還存在諸多問題，但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科技成果轉化的障礙正在被逐步清除，科研人員的自主權正在擴大，跨學科、跨機構的合作正在變得更加順暢。這種制度環境的持續優化，將進壹步釋放中國科研體系的潛力。
與中國的蓬勃發展形成對照，西方科學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阿特金森直言不諱地指出：「時代變了，西方科學的霸權不再無人挑戰。」這壹點已經被數據反覆證明。2022年，中國在自然科學研究產出中超過美國，並在此後連年擴大優勢。國際能源署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約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支出的叁分之壹，而美國僅占15%。中國的制藥公司啟動的臨床試驗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歐盟的同行。《自然指數》的應用科學榜單，不過是又壹個佐證。
面對這種局面，西方科學界需要深刻反思的問題有很多。首先是科研資助的優先級問題。過去幾拾年來，西方政府在科研投入上形成了壹種思維定式：基礎研究是政府的事，應用研究是企業的事。這種分工在理論上似乎合理，但在實踐中卻造成了嚴重的脫節。當企業不願意承擔風險，當「死亡之谷」吞噬了無數有潛力的研究成果時，整個創新體系的效率就會大打折扣。
阿特金森認為，西方可以借監亞洲的科研資助模式。雖然科學研究應該始終保持自主權，但政府可以更大程度地設定資金的優先級，讓資金更多地傾向於國家重大戰略領域。這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基礎研究，而是要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
其次是學術自由的邊界問題。阿特金森指出，美國科學界過去對學術自由的定義過於寬泛，認為學術自由需要包括研究人員選擇研究什麼以及如何進行研究的自由。這種理念在和平時期、在科學霸權無人挑戰的時代或許是可以負擔得起的奢侈品，但在當前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可能已經過時了。
2025年5月29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圖為哈佛大學內國際學生出席畢業儀式。（Getty）
這個觀點必然會引發爭議。學術自由是西方大學的基石，是無數思想突破的溫床。但問題在於，當學術自由演變為對國家需求的漠視，當科研體系完全脫離產業發展和社會需要時，它還能持續獲得公眾的支持嗎？
第叁是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壓力。隨著西方很多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的支出壓力增大，留給科研的財政空間將越來越有限。「人口結構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難以支持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員，」阿特金森警告說，「因此，獲得公共基礎研究資金將更難，科學家們需要理解這壹點。」
在資源日益緊張的情況下，科研投入的效率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如果每壹分錢都要花在刀刃上，那麼壹味追求「有趣和酷炫」的研究就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科學家們可能需要接受壹個現實：他們的研究自由將不得不與國家需要、社會需求進行更多的妥協與平衡。
「西方的科學系統拾分傲慢，」阿特金森的這句話雖然刺耳，卻點出了問題的要害。長期以來，西方科學界習慣於俯視世界，習慣於制定規則、輸出標准、引領方向。諾貝爾獎的評選機制、頂級期刊的話語權、國際學術會議的主導權，無壹不彰顯著這種傲慢。-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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