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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19 | 來源: 文化縱橫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特朗普 | 字體: 小 中 大
然而，這種基於學科知識的制度體系卻隱含了北方國家憑借技術優勢的主導力量。首先，物理科學優先性的確立，導致全球氣候模型和觀測技術的研發依賴於北方國家主導的科學進展，從而限制了南方國家的本土經驗；其次，標准化評估依賴英美學術期刊認可的數據，這壹過程將氣候變化的認知統壹為特定的科學范式，排除了發展中國家獨特的知識積累和適應性實踐。即便在技術進步顯著的第六評估周期（2018~2022年），IPCC第壹工作組在文獻引用上仍展現出明顯的地域不均。全報告共引用13500篇科學文獻，其中99.95%為英文文獻；約39000位獨立作者中，超過80%隸屬於北方國家的科研機構，且肆分之叁的文獻至少包含壹位來自美國或英國的作者。這種作者與文獻分布的地域集中特點，反映了氣候科學知識體系的空間失衡，也揭示了“全球科學共識”在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中心的知識結構為基礎。
（贰）知識霸權的制度化邏輯：從UNFCCC到CDM機制的南北分工
在北方國家主導的氣候知識體系基礎上，國際氣候合作機制亦在其知識霸權的延伸下逐步建構並制度化。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通過並開放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標志著國際氣候合作進入制度化階段。此後，通過每年召開的締約方大會（COP），各國圍繞減排承諾、資金支持與技術合作等議題進行協商，UNFCCC由此確立了國際氣候合作的法律與原則框架。然而，在國際氣候合作的早期階段，發展中國家正普遍面臨多維度的發展赤字，其科研體系受限於資金與技術的雙重約束，研究中心更多集中於應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迫切問題。與歐美國家在氣候科學研究領域中已形成的知識與制度優勢相比，發展中國家此時尚未構建成熟的氣候認知體系與科研網絡，這種差距不僅削弱了南方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議題塑造能力，也使其在技術轉移與氣候融資機制中長期處於被動地位。
在北方國家主導的合作框架下，氣候治理實踐也逐漸呈現出“南北分工”。1997年，國際社會制定了首個以法律形式約束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協議——《京都議定書》，隨後由180余個國家共同簽署。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UNFCCC設立了“清潔發展機制”（CDM）允許發達國家通過資助發展中國家的減排項目獲取核證減排量（CERs），以滿足其國際減排承諾。CDM的設計邏輯在於將減排行動量化為碳信用，並通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碳信用交易，優化發達國家的邊際減排成本。CDM項目揭示了國際氣候合作早期實踐中預設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贰分結構，也成為聯合國體系下最早的南北氣候合作樣本。
在CDM項目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大量發展中國家暴露出國際計量體系與本地社區發展需求間的沖突。例如，在秘魯亞馬孫流域的林業碳匯項目中，當地社群為滿足碳信用交易監測體系的要求，不得不將世代傳承的本土生態管理方法轉換為標准化遙感數據評估系統。我國肆川省涼山州、阿壩州的林業社區中，為執行CDM造林項目，農戶需要嚴格遵循國際方法，將用於放牧的荒山荒地改為林地，以提供符合CDM項目驗收標准的碳匯當量，這種土地利用的轉變迫使大量農戶放棄傳統畜牧生計，並帶來潛在生計風險。
在經歷了近贰拾年的實踐試驗後，CDM機制自2024年起進入自願取消階段，標志著全球首個南北減排交易體系逐步落幕。截至2025年初，約7800項CDM項目雖已完成注冊，但尚未進行碳信用交易，面臨成為沉沒資產的風險。筆者對初期參與肆川省CDM林業碳匯交易項目農戶的回訪顯示，高達50%以上的家庭因執行項目承受壹定程度的生計風險。大量研究成果表示，CDM機制中減排責任的量化要求與社區本土發展階段的實際情況存在明顯沖突，這壹矛盾揭示了氣候合作南北分工的困境：西方國家以技術理性為外衣構建的國際碳市場和科學官僚體系，在地方實踐中往往演化成對弱勢群體生態權利與生計權利的雙重制約。
▍從知識霸權到技術霸權：北方國家的路徑主導與權力再生產
全球氣候治理在《巴黎協定》後進入了由知識霸權向技術霸權轉化的新階段。《巴黎協定》相較於《京都議定書》，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替代了傳統的南北贰分結構。然而，這壹看似更為包容的安排並未真正削弱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不平等格局。相反，《巴黎協定》依托科學測算、技術標准與透明度機制，構建起由北方國家主導的技術治理秩序，進壹步鞏固了北方國家在全球氣候規則中的主導地位，實現了知識與權力的再生產。
（壹）“共同但有區別責任”下的技術標准與話語控制
正如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中指出的：“全球氣候治理陷入‘政治學的雙重匱乏’——既未形成成熟的理論范式，亦缺少成功的政治實踐。”這壹困境在《京都議定書》第贰承諾期（2013~2020）談判僵局後愈加凸顯，直到2015年《巴黎協定》通過，全球氣候治理才迎來制度性轉折。
《巴黎協定》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基礎，要求各締約國通過國家自主決定貢獻方案提交減排與適應目標，並引入伍年壹次的全球盤點機制以評估進展。該體系表面上以“自願與合作”為特征，實則在技術和方法上延續了北方國家的主導地位，無論是溫室氣體排放核算算法、排放因子設定，還是績效評估模型，均源於北方國家主導的IPCC指南框架。這些技術工具以“科學客觀”之名，事實上根植於發達國家的生產模式、能源結構和知識體系假設，與南方國家的農業、林業及非能源排放特征存在顯著不匹配。-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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