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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21 | 來源: 楊學武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毛澤東 | 字體: 小 中 大
林彪的講話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會議形勢急轉直下，批評的“矛頭”由原來向上對准黨中央和毛澤東，變為向下對准各地的負責人，與會者紛紛就“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於是乎，毛立刻從“包圍圈”裡解脫出來，不僅不必下“罪己詔”，反而又壹次被奉為“英明正確”的領袖，受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幹部尤其是基層縣官們的“衷心擁護”。在個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情勢下，毛的“光輝形象”怎麼能“抹黑”呢？林彪的講話產生“壹呼百應”的效應，其實並非因為他的話有多麼高的水平和有多麼大的號召力，而是因為個人崇拜“化腐朽為神奇”。只不過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也只有“親密戰友”林彪，才能與毛澤東“心有靈犀壹點通”。
林彪的講話可謂說到了毛澤東的“心坎上”，毛顧不得“謙虛”，當場便“大聲叫好”，不無興奮地說道：“林彪同志講了壹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壹下。給你壹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引自逄先知、金沖及著《毛澤東傳》下冊第119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毛對林的講話“厚愛有加”，在1962年3月20日再壹次“拜讀”，並批示田家英、羅瑞卿：“此件通看了壹遍，是壹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62頁）毛還當著羅瑞卿的面誇贊林彪，要他“向林彪同志學習”。可見在毛的心目中，林彪是多麼難得的“人才”和“知己”。正如毛澤東研究者張素華所評論的：“林彪在柒千人大會上大聲地為‘叁面紅旗’辯護，並理直氣壯地進行了論述。這樣的話，對毛澤東來說，從他人口裡講出來，自然比他自己說要受用的多，這使他多少產生了壹絲患難逢知己的感覺。關鍵時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眾議，站出來為他講了話。”（引自《變局——柒千人大會始末》143、145頁）
文革初林彪再次“臨危受命”
林彪第叁次為毛澤東“救駕”，發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文革，既是“壹意孤行”，又是“忽發奇想”，還是“突然襲擊”，因此在黨內遇到很大阻力，正如“伍．壹六通知”中所說：“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轉引自王年壹著《大動亂的年代》第11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尤其是當時處於中央第壹線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如何開展文革與毛存在很大分歧，毛希望“天下大亂”，因而主張“放手發動群眾”，而劉、鄧擔心搞亂了無法收拾，因而主張文革要在黨的領導下有秩序地進行，於是通過派出工作組進行幹預。毛此前本來就對劉、鄧以及彭真等人表示強烈不滿，認為“搞了壹線、贰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聲稱“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毛發動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摧毀“獨立王國”，以防止他壹再擔心的“中央出修正主義”和“北京發生政變”，可劉、鄧等人似乎沒有“自知之明”，竟然極力阻擾文革的順利進行，這當然就更加激起毛的滿腔怒火，“他沒有預料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如此之大，就下決心把‘文化大革命’擴展到全國各個領域。”王年壹披露道：“毛澤東1967年5月與外賓談話時說到：……我只好將我的看法帶到八屆拾壹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才得到半數多壹點的同意，當時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參見《大動亂的年代》第61、113、141頁）
毛澤東又壹次遇到“險情”，而這次比廬山會議彭德懷“逼宮”和“柒千人大會”劉少奇、彭真“發難”更加嚴重、更加危急。毛的權威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這簡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正如毛在舉世聞名的《我的壹張大字報》中所說：“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轉引自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77∼178頁，肆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是“圍剿”，又是“白色恐怖”，又是“何其毒也”，單從用語來看，毛認為自己的處境是何等“危險”啊！於是，顯得“勢單力薄”和“寡不敵眾”的毛，為了“擺脫險境”和“力挽狂瀾”，便又壹次向林彪“求救”——在1966年7月底召開的八屆拾壹中全會期間，毛特意要秘書徐業夫通知正在大連養病的林彪到會。林本沒有打算參加這次會議，對毛刻意制造的“緊張氣氛”雖然沒有預料，但憑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是完全可以心領神會的。和當年廬山會議壹樣，林又壹次“臨危受命”，充當毛的“救兵”，回京的第贰天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高調表態堅決支持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緊接著當毛拋出重磅炸彈《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之後，林在閉幕會上發表講話為毛搖旗呐喊：“在這次規模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進行的過程中間，發生了嚴重的路線錯誤，幾乎扼殺這壹個革命，……主席出來扭轉了這種局勢，使這次文化革命能夠重整旗鼓，繼續進攻……。”（引自《大動亂的年代》第60頁）林彪總是在最關鍵時刻被毛“重用”，他的態度和立場，象征性地代表著解放軍的態度和立場，為毛全面發動文革助了至關重要的壹臂之力。《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拾壹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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