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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22 | 來源: 加美財經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本文刊發在金融時報,作者約翰·普倫德是專欄作家,曾擔任多個顧問職務,包括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企業治理私營部門咨詢小組成員,並曾參與英國公司法審查指導小組的工作,該小組為《2006年公司法》的制定奠定基礎。2002年,普倫德加入Quintain公司董事會擔任非執行董事,並於2007至2009年間出任董事會主席。他目前是皮爾森公司價值40億英鎊養老基金的受托人。
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是否已陷入根本性失控?
這個問題並不誇張。最新債務數據清晰地凸顯出,我們早已脫離那種“戰時舉債、和平時期還債”的傳統財政范式。
先來看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債務占GDP比重在1946年為106%,到1990-91年已降至21.6%。但由於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比率已大幅反彈至近100%。
令人不安的現實是,相較於贰戰後的幾拾年,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當前經濟增長乏力,利率走高,財政赤字擴大。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目前預測,到2055年,美國的債務占GDP比重將升至不可持續的156%。這可能削弱美國國債作為全球金融錨定資產的地位。
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如果不進行政策調整,歐洲各國的平均公共債務將在未來15年翻倍,從而推高借款成本、壓低經濟增長,並引發金融不穩定。
這壹切都意味著未來幾代人的沉重負擔。
當然,降低債務占GDP比重的方法早已存在。實現息前財政盈余是關鍵政策工具。經濟增長有助於提高稅收收入、減少周期性支出,也顯著有利於減債。而保持實際利率低於經濟增長率,則是壹種非常有效的債務削減機制。
通脹引發的非正式違約同樣發揮重要作用。此外,政府通過強制投資者以低於市場利率購買債券的“金融壓抑”政策,也是壹種常見手段(注,在央行獨立性增強的情況下,怕是很難實施)。
英國戰後經歷便是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的典型案例。1946年英國債務占GDP比重超過250%,而30年後降至42%。在巴裡·艾肯格林和魯伊·埃斯特維斯的研究中指出,從1946到1955年這段去杠杆時期,盡管工黨政府大幅擴張福利國家,英國依然持續保持較大規模的財政盈余。
不過,債務削減的最大貢獻來自通脹,僅1946到1955年間,通脹便占了去杠杆效果的八成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自1955年起,財政紀律和經濟增長成為主要驅動力。這點令人驚訝,尤其是考慮到英國當時常被視為經濟管理失敗的典型,因為1975年曾高達24%的通脹率所帶來的效應,被飆升的利率所抵消。
如此劇烈的債務削減過程,在政治上被視為壹場收入再分配的斗爭,圍繞“割韭菜”的對象展開:是資本持有者、普通勞動者,還是企業家。
現實中,這叁類人身份重迭,尤其是如今的資本持有者包括數以百萬計的養老金領取人。
如今,這場斗爭面臨著來自老齡化人口的額外壓力,其對養老金、醫療體系等領域帶來了高昂支出。此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氣候變化治理,也讓財政負擔雪上加霜。
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帶來巨大的生產率提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緩解債務問題?
德意志銀行研究院的壹篇報告中,馬修·盧澤蒂及其團隊參考多位主流經濟學家的估算中值,認為AI每年可能帶來0.5%至0.7%的生產率增長。
然而,他們指出,這樣的增長動能更有可能只是放緩債務上升速度,而非徹底逆轉趨勢。因此,AI並非解決當前債務困境的“救世主”。-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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