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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5-12-30 | 來源: 中國企業家雜志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每次資本市場的“重擊”，對於壹家腰部創新藥公司來說都是致命的。
加科思藥業（以下簡稱“加科思”）的股價還在下跌。
12月21日晚，加科思發布公告稱，與阿斯利康就其自主研發的泛KRAS（ Kirsten鼠類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的英文縮寫）抑制劑產品達成全球獨家許可協議。據協議條款，加科思將獲得1億美元的首付款，交易總金額最高達19.15億美元，以及在中國以外市場實現的淨銷售額分級特許權使用費。
這被媒體解讀為“中國臨床階段小分子抗癌藥金額最大的合作”，但在“利好”發布後的第壹個交易日，其股價暴跌13.58%。此後幾天，依然保持下跌趨勢，在12月29日和30日兩個交易日，其股價又分別下跌了8.55%和4.89%。12月30日的收盤價相比於12月19日，已跌去約27%。
這給行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加科思並沒有向《中國企業家》說明原因，資本市場普遍認為觸發因素是首付款額度低，占整體交易金額的比例低。
“坦率地說，贰級市場的復雜程度遠遠超越了公司在科研方面的認知。”加科思董事長兼聯席CEO王印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加科思年初股價在1.3港元左右，今年最高漲至近12港元。在他看來，壹部分資金方積累了豐厚的短期獲利，恰逢年底，選擇了“落袋為安”。
王印祥 來源：加科思官網
“對於很多生物科技公司在公布授權合作後出現短期的獲利回吐，我們也有壹定預期。”王印祥說。今年以來，資本市場對於授權交易的反應普遍偏冷，包括榮昌生物、諾誠健華、信達生物等創新藥企均經歷過交易達成後股價下跌的情況。
但這件事或許對加科思有更大的影響。不同於其他公司，王印祥在2015年成立加科思時，“License out（對外授權交易）”就是明確的核心商業模式。整個組織架構搭建、產品管線設置、資源配置邏輯，都是基於授權交易展開的。
他曾經是當時創新藥頭部公司貝達藥業的總裁，但很長壹段時間內，他都無法區分科學家和創業者這兩個身份。也是越來越清楚自己的興趣在研發之後，他選擇了再次創業。
因此在設計加科思時，他有著極強的理想主義色彩：只做“First in class（首創產品）”，連當時行業裡已經很高級的“Best in class（同類最佳）”，都沒在選擇范圍內，以至於他選擇的幾乎都是被認為“不可成藥”的靶點；為了跑通“License out”的商業模式，他提出核心產品壹定要做到全球前叁，否則不具備交易價值。
KRAS是加科思重倉的賽道，王印祥說這是目前所有抗腫瘤藥物靶點中覆蓋患者人群最廣的靶點之壹，攻克難度極高，因此備受關注且市場潛力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利康今年11月剛剛終止了從佑森健恒引進的KRAS抑制劑產品，理由為管線優先級調整。
而就在兩個月前，加科思剛剛完成了壹次股權轉讓交易，將心血管管線資產的部分股權以2億元左右的總價格出售給了海松資本。王印祥明確提到，心腦血管疾病的臨床周期長，腫瘤領域更適合當前階段的發展。
“作為壹家初創公司，我們關注贰級市場，但是不能被帶節奏，還是沉下心來認真地把研發做好。”王印祥說。以他過往的風格，以及加科思目前的狀態，與阿斯利康的交易或許將進壹步推動管線資源向KRAS聚攏。
加科思半年報顯示，截止到2025年6月30日，現金、銀行存款及分類為金融資產的保本型結構性存款余額為人民幣(专题)10.7億元。加上下半年的兩筆交易，它的現金儲備還算充裕。
但在當下復雜的資本環境下，每次“重擊”，對於壹家腰部創新藥公司來說都是致命的。是否有必要對加科思的商業模式、管線設置、交易策略做出修正，面對《中國企業家》的提問，他並未直接給出答案。
理想主義
王印祥是個目標感極強的人，以至於他的職業軌跡在國內創新藥行業獨壹無贰。
1965年他出生在河北邯鄲的壹個農村家庭，中專畢業後長期在當地疾控中心工作。在這樣的起點之下，他給自己設置的人生目標就是考上博士。
他每天清晨6點起床，攻英文、專業課，除了周日看場電影，其余時間全部在學習。他先是考入了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研究生院，之後在美國拿到了博士學位，還在耶魯大學分子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學系做了博士後研究。
這本來對應著壹條跨國藥企的典型路徑，但2003年，他回國聯合創立了貝達藥業。彼時，創新藥在全球都剛剛興起，貝達藥業自然先發優勢明顯，很長壹段時間都是國內的“種子選手”。隨著2011年自主研發的“凱美納”獲批上市，成為國內首款小分子抗癌藥，貝達藥業也奠定了“肺癌之王”“創新藥第壹股”的行業地位。
而就在2016年貝達藥業在創業板上市之後，王印祥隔年就辭去了公司董事、總裁職務，全身心投入了加科思。2015年，加科思就成立了。公司英文名中的“Jacob”在希伯來語中是“抓住”的意思，bio是“生物醫藥”的詞根，這個略顯“樸實”的名字或許就是他當時最真實的想法——壹定要抓住生物醫藥這個千載難逢的大機會。
他在2021年接受采訪時提到，2008年之前，“Me Too（等效藥物）”類產品在國內如入無人之境，沒有競爭，但是到2010年以後就很困難了，同質化競爭非常嚴重。而且隨著資本介入，License in（許可引進）模式也殺進來了，競爭愈發激烈。
貝達藥業之後的發展也壹定程度上驗證了他的判斷，如今公司市值不到200億元，已不在創新藥行業第壹陣營。
但那時從大公司出來全身心投入生物醫藥並不常見，所有人都說國內缺人才、缺技術，王印祥卻看到了“反面”。
美國制藥公司研發人員中25%是華人(专题)，美國大學的生命科學院裡很難找到壹個沒有華人的實驗室。而這批人中，有無數人想回國創業，但又不敢。
來源：視覺中國
“我們有設備、人才、經驗、平台，為什麼不能支持他們回國創業？”他在幾家風投基金的支持下，與幾位科學家壹起創辦了加科思。早期，“平台+基金”的公司模式接近於互聯網領域的創新工場——科學家帶著想法和創業夢想回國，就有機會與加科思全方位合作。
王印祥沉浸於這種全新的工作狀態——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從中選擇合適的項目壹起走完最後壹程。他提到每次在海外醫藥圈演講結束，都有很多人給他寫郵件、發微信。
不論是追求“First in class”，還是堅持“License out”的商業模式，加科思所呈現出來的狀態與當時創新藥行業“追隨”為主的風格完全相反，引來不少年輕科學家對他的追捧。
但他並沒有“拍腦袋”。在他看來，“Best in class”中的“Best”很難界定，要靠大量臨床數據檢驗，要達到市場的公認很難。
而中國的研發成本已經很高，甚至與歐美國家接近。但中國占全球創新藥市場的份額還不足10%，如果視野裡沒有全球市場，投入如此高昂的研發成本，該如何支撐？他經常舉這樣壹個例子來說明“License out”的現實價值。
“國內藥企的銷售成本在40%~60%，還要刨去壹些生產和行政費用。創新藥在中國市場目前銷售最好的產品每年在20億~30億元，利潤是非常低的。而壹個創新藥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每年30億~100億美元比較常見，通過License out，即使有10%的全球份額，都會有4億~15億美元的收入，而且是純利潤。”
王印祥壹直保持著小團隊快速試錯的狀態。相比於大公司動輒上百人的立項團隊，加科思壹開始只有柒八個核心人員。只要有好的項目創意，不用走太多紛雜的申報程序，先是快速在細胞動物實驗室裡嘗試，看到效果就繼續推進。
區別於行業用臨床批文數量判斷壹家公司的價值，他那時已經習慣於“投資回報率”的邏輯——對所有資源都有定價，也知道如何把資源的價值體現出來，繼而合理地去做資源配置。
雖然瞄准的產品管線都是“First in class”，但加科思在資本市場上的動作並不算多。上市前有兩輪股權融資，總金額在1億美元左右，上市時的融資金額在15億港元左右。
價值鴻溝
在外界看來，從SHP2到KRAS都是“不可成藥”的靶點，加科思總是在做著超出常規的事情。但王印祥壹開始就很清楚，市面上容易成藥的靶點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靶點只會越來越難做。
第壹個切入點SHP2來自於他創立加科思時，已錯過了入局PD-1（程序性死亡受體1）的最佳時機，他當時的思路是在PD-1的下游找壹個靶點，這樣可以趁勢而起。
沒多久，他就看到了《Cancer Research（癌症研究）》刊出的壹篇論文，正是在討論SHP2蛋白磷酸酶在PD-1下游能起到的關鍵作用。王印祥大為驚喜，“冥冥之中就像上帝送給自己的壹個禮物”——他在美國從事了拾年跟蛋白磷酸化相關的研究工作，這壹直被認為是不可成藥的靶點，幾拾年來沒有做出壹個藥，而如今終於能跟腫瘤免疫藥聯系起來了。
這讓加科思的起步很順利。2018年初，公司的SHP2抑制劑先後在美國與國內進入了壹期臨床試驗。“在我們前面僅有諾華的產品，兩者進度大概相差半年，加科思和諾華是當時全球唯贰開發SHP2靶點的企業。”王印祥說。
2020年，加科思和跨國藥企艾伯維簽訂了專利許可協議，把SHP2抑制劑中國以外的權利授予艾伯維，總交易額超過8.55億美元。當時創新藥行業處在資本風口上，整個行業都在瘋狂從國外買產品管線，“反向”交易並不常見，更何況是與艾伯維這樣的國際大廠合作。
這本可以讓加科思異軍突起，不料2022年底，艾伯維退回了權利。原本艾伯維計劃用SHP2抑制劑和自己的PD-1聯用，但後來它終止了PD-1的開發。
加科思第壹次受到資本市場的重擊，公告發出後的第壹個交易日，股價下跌17.31%。雖然這筆交易從經營角度是成功的，加科思獲得了1.2億美元左右的收入。
這反而讓王印祥對“License out”模式更堅定了。資本市場情況並不好，加科思在開源節流的情況之下，資源更加集中，“‘借船出海’的模式是成立之初就確立的戰略。到2024年，加科思將有10個處於全球前叁的產品在臨床階段進行全球的臨床試驗，屆時會有更多項目有潛力達成License out交易。”
在他看來，被授權出去的管線權利本身也是企業自身無法消化的，這對於初創階段的加科思很重要。“大部分的交易不是壹次性賣出，只要沒有被退貨，未來就可能收獲持續的裡程碑付款，若上市還會有銷售分成，這是壹個正面的東西。”他提到在與艾伯維的交易中，加科思還擁有全球市場份額中10%以上的銷售分成。
雖然License out談判難度很高，但王印祥也刻意保留中國市場權利。在產品立項階段，他在考量壹個品種時，海外授權和保留中國權利是並列條件。
“首先，如果不把生產和銷售體系建起來，我們永遠只是壹個研發公司，而新藥研發不可能永遠依賴外部融資；第贰，作為壹個中國企業，只有把市場和銷售體系全都完善起來，未來才有可能去並購海外企業；第叁，行業很多時候都超出我們的預期，讓人感覺就是壹夜之間的事，需要做好准備，否則只能錯失機會。”他說。
與艾伯維交易的終止，也壹定程度上推高了KRAS抑制劑的戰略權重。加科思此前就調整了研發策略——把SHP2抑制劑從和PD-1聯用，轉向了和KRAS抑制劑聯用。
在加科思對《中國企業家》的回復中提到，KRAS是人類腫瘤中最常見的驅動突變之壹，覆蓋約肆分之壹的實體瘤患者，但長期以來被認為“不可成藥”。在年初的電話會議上，王印祥提到KRAS是值得持續開發20年的通路。
加科思也提到，KRAS是壹個需要長期投入、耐心驗證的賽道，當前全球仍處於探索和分化階段，不同公司在分子設計路徑、選擇性、安全性窗口以及聯合策略上差異明顯，尚未形成絕對領先者。
不過，這正是王印祥最“舒服”的狀態。他曾提到過壹個務虛的產品觀——“大道至簡”，“每壹種疾病復雜的發病機制背後，也許都有壹個關鍵因素。新藥開發如果有‘至簡的大道’，那麼這個‘大道’不應該被解釋得太復雜。”
無論如何，跟阿斯利康的合作，都會讓王印祥在KRAS賽道上有更大的勝算。王印祥也提到美國藥企Revolution Medicines，這個常年被拿來跟加科思對標的公司僅憑壹個產品，如今市值已超150億美元，加科思市值只有50億港元左右，他首先要想辦法跨越這個“價值鴻溝”。-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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